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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尤其通过改姓的方式来灭掉他。许多年来，我父亲生活在享有“世界声名”的伯伯的巨大阴影下。（我父亲在提到世界声名时声音里怀着虔诚的宁静。）许多年来，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梦想着追随约瑟夫·格达尔雅胡·克劳斯纳教授的脚步，克劳斯纳著有《拿撒勒的耶稣》、《从耶稣到保罗》、《第二圣殿时期的历史》、《希伯来文学史》和《当民族为自由而战》。我父亲在内心深处，甚至梦想有朝一日继承无子嗣教授的位子。因此他学的外语并不比伯伯掌握的外语少，因此他夜晚蜷缩在桌子旁边，周围堆起一堆堆小卡片。当他某天开始对做一位名教授感到绝望时，他开始在内心深处祈祷把火炬传给我，他会在那里观看。

我父亲有时开玩笑地把自己比作无关紧要的门德尔松，银行家亚伯拉罕·门德尔松，其命运就是充当著名的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和伟大的作曲家费里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父亲。（“首先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接着我成为儿子的父亲。”亚伯拉罕·门德尔松曾经自嘲地说。）

尽管是在开玩笑，尽管他正出于某种发育不良的慈爱情感拿我打趣，但父亲从我很小时候起就叫我“殿下”、“阁下”。只是在很多年以后，在他去世的那天夜里，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一固定的、使人不快甚至令人恼怒的玩笑背后，隐藏着他自己失望的野心，不得不含悲甘于平庸，把愿望隐藏起来，委托我以他的名义去实现某种使命，一旦时机成熟，实现已经离他而去的目的。

我母亲，在孤独与阴郁中，给我讲光怪陆离的事件、恐惧和幽灵，也许与寡妇奥斯给小培尔·金特在冬夜里讲的故事大同小异。我父亲，以他特有的方式，做我母亲奥斯的约翰·金特，培尔的父亲，希望他成就“大业”。

“基布兹，”父亲伤心地说，“也许并非不足挂齿的现象，但是它需要智商一般、身强体壮的体力劳动者。你现在已经知道，你无疑不一般。我不想对基布兹恶语中伤，因为基布兹在国家生活中拥有明显优势，但是你在那里得不到发展。结果，恐怕我不能同意。无论如何。就这样吧，商量完了。”

自母亲去世，他一年左右后再婚以来，我和他几乎只谈论日常生活需要、政治、新科学发现或者伦理价值以及道德理论。（现在我们住进了一套新房，本梅蒙大街28号，在热哈维亚区，他多年梦寐以求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地区。）青春期的我焦躁不安，他的再婚，他的情感，我的情感，我母亲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她的死，她的缺失，这些话题我们从来不谈论。我们有时会发生冲突，彬彬有礼，但相互之间充满紧张的敌意，争论比阿里克、拿破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我父亲将其视为“红色流行病”，一次，我们就卡夫卡大吵了一顿。然而，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举动就像同一屋檐下的两个房客。卫生间没有人了。我们需要人造黄油和卫生纸。你不觉得天有点凉了，要我开暖气吗？

每逢我在周末和节假日去特拉维夫看望母亲的姐妹哈娅和索妮娅，或者去克里亚特莫兹金的外公家里，父亲给我车费，外加几块钱，“因此你用不着跟那边任何人要钱了”，“别忘了告诉那边什么人，你不能吃油炸食品”。或者说“请记着问问那边什么人，他们是不是想要我把她抽屉里的东西放进一个信封，让你下次带过去”。

“她的”一词掩盖了对我母亲的记忆，如同没有碑文的纪念碑。“那边任何人”或者“那边什么人”等词表明他与母亲的家庭割断联系，那联系永远没有恢复。他们责怪他。母亲在特拉维夫的姐妹们相信，他与其他女人的关系，给我母亲的生活布下了一层阴云。加上那些夜晚，他背对着她坐在书桌前，脑子里只有他的研究和他的小卡片。这一指责令父亲深为震惊，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对于我的特拉维夫和海法之行，他的态度就像阿拉伯国家在那个抵制拒绝的年代，对中立人士访问以色列的态度：我们不能阻拦你，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是请不要当着我们的面提起那地方，你回来以后什么也不要跟我们说。好坏都不要说。不要跟他们谈起我们。我们不想听，也没兴趣知道。总之，你要保证别让你的护照上盖上不受欢迎的印章。

我母亲自杀后三个月，该为我举行成人礼了。没有举行庆祝宴会。他们为应付此事，让我安息日上午在塔赫凯莫尼犹太会堂念《托拉》，我嘟嘟囔囔读上每周定期读的内容。整个穆斯曼家族从特拉维夫和克里亚特莫兹金来到此地，但是他们待在犹太会堂的一个角落，尽量远离克劳斯纳家族。两大阵营相互之间没有说一句话，只有茨维和布玛，我的姨父们，也许略微、几乎不被察觉地点点头。我像一个晕头晕脑的小狗，在两座军营之间来回奔跑，尽量让自己装出快乐孩子的样子，模仿父亲没完没了地说话，父亲始终憎恨沉默，为片刻沉默而责备自己，感到有责任驱逐沉默。

只有亚历山大爷爷毫不犹豫地穿过铁障，亲吻我从海法来的外婆和我妈妈两个姐妹的双颊，采用俄国的方式，左右左，共三下，使劲把我搂在他的体侧，高兴地大叫：“咳，那什么，一个迷人的孩子，不是吗？一个挺不错的孩子！而且非常有才华！非常非常有才华！非常！”

我父亲再婚后，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以致遭到开除学籍的警告。（我母亲死后一年多，我被从塔赫凯莫尼转到热哈维亚中学。）我父亲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勃然大怒，想尽各种办法惩罚我。逐渐，他开始觉察到，这是我发动的游击战争形式，直到迫使他让我到基布兹去，才会停止。他予以还击：我每次走进厨房，他都会起身离去，不说一句话。但是一个星期五，父亲超出常规陪我去雅法路中央的老埃格德公共汽车站。在我就要登上开往特拉维夫的汽车时，他突然说：

“要是你愿意，就问问他们对你想去基布兹有什么看法。不用说，他们的看法不会约束我们，不会让我们特别在意，但是这一次我不反对听听他们觉得这件事有没有可能性。”

早在母亲去世前，从她开始生病，甚至生病之前，我住在特拉维夫的姨妈就把我父亲视为一个自私自利、也许有点专横跋扈的男人。她们确信，自从她死后，我一直饱受他的奴役，在他的压迫下痛苦呻吟，自从他再婚后，继母也在虐待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就像故意惹我姨妈们生气，在她们耳边述说父亲和他妻子的好处，他们如何全心全意地照顾我，尽其最大努力确保我什么也不缺，姨妈们一个字也不听，她们生气，她们发火，仿佛我正在为阿卜杜拉·纳赛尔及其政权大唱赞歌，或者是为阿拉伯游击队员辩护。我一开始大肆赞扬父亲，她们二人就会让我闭嘴。哈娅姨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