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漫长的旱季 4

罢工最后的成败没有人说得清楚。价格上涨了一个美分，我们又开始卖牛奶了，但是又多了另外一种税，而且在评级上也有了点小变化，所以那一点点的价格上涨丝毫没有意义。一切都这么鬼鬼祟祟，这让格兰特陷入无助和狂躁，但父亲一直没有能够清楚地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直到月底时发现他的记账本上有三天没有入账的空白。即便在那时，他还是一遍又一遍地算账，直到夜里十二点，煤油灯都没了油，而他自己也因为过度疲劳，眼睛都睁不开了。

也就是从这次以后，他好像不那么相信格兰特，他们之间开始出现问题了。

日子周而复始，在低洼的地方还残存着些绿色，只剩下紫苑草还很强壮。每天早上太阳穿透灰色的雾霭，升起后变得火红，带着胜利者的傲慢继续烘烤着大地。看着这只巨大而灼热的眼睛，我渐渐生出一种愚蠢但又无助的恨意，让我有些害怕清晨的到来。不过，早上总还能有一阵短暂的宁静，有时还有几小时的凉爽。周日的时候，父亲也不再干活——我是说，除非不得已，不再锄地或是铡草了。他只是挤奶，然后打扫储存牛奶的屋子，这些活儿就需要整整一个上午才能干完，然后四点钟又要去放牛。“休息一天真好！”茉儿说。她也有很多活儿要干，但还是尽量把下午的时间空出来，而且我们常常穿过牧场，到老波顿教堂去，现在教堂的墓园已经变成放羊的地方。教堂已经不再开放，甚至一个月开放一次的费用都没有了。除非赶上葬礼，不然已经没有人来了。我过去常常爬到高处，坐在外面的台阶上，茉儿弹着一架古老的风琴，我们小的时候，凯琳也这样弹过。有时我也会想，我是不是应该纠结那些我常常自问的问题：十年前我们曾去过教堂的那一次……

过去牧师常常是一个月来布道一次，而且我们搬来后的整整一年里，母亲一直想去教堂听，但总是被这样那样的事情耽搁了——通常是不能耽搁的喂牛、做饭、装坛子——农庄就像一个爱发牢骚的病汉，每时每刻都呻吟着乞求关注。不过在六月份的一个星期天我们终于去了教堂，那时我们已经到来一年零三个月了。母亲去教堂穿的礼服已经褪色，而且显得肥大，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很漂亮，而且因为袖子上的百褶而显得与众不同。父亲拒绝去，他手里拿着报纸，坐在门廊上看着我们。他双颊塌陷，样子很疲惫，但却表现出某种不快，认为我们没有男人带领自己去了教堂，这种举动略嫌粗鲁。“你们几个规矩点啊”是他全部的嘱咐，然后目光掠过我们的头顶看天上的老鹰。但是母亲很兴奋，脸上满是期待和虔诚，好像自己已经跪在教堂里祈祷了。

尘土漫漫的路上三叶草葳蕤，野玫瑰绚烂。天暖洋洋的，我们走在路上，就像云雀抖动着金黄的羽毛在起舞、歌唱。田野里开满了雏菊和白色的蓍草，还有忍冬。我们到达教堂时，人已经很多了，院子里停满了车，还有婴儿车。我们直接走了进去，没有停下来和任何人打招呼，不过凯琳说教堂里有一股霉臭的味儿，所以她在门外闲逛，我猜，她是希望会有哪个小伙子来和她搭茬儿。但是，他们就像是一群爱扎堆儿的苍鹭，都待在拴马的地方。女人们看到她独自一个人站在那里，都盯着她看，所以不一会儿，她也走了进来，坐在后面，好像她是别人家的一员而不是我们家的。

茉儿看着那架破旧的风琴，和我悄悄耳语说感觉有些不一样了，好像比凯琳弹的时候更加破败古板，更加像教堂里的东西了。凯琳曾在傍晚或是清早偷偷从没有关的窗户溜进来。我和茉儿有时也会和她一起来，坐在墓石或是台阶上，听她弹些乡村野调儿或是奇怪的有些像爵士乐的东西，努力让这架教堂里可怜的老风琴奏出和上帝无关的异教的调子来。我们四处溜达，辨认墓碑上的字，有一次还在伯格斯家已经风化的墓碑上看见一只蝗虫，软软的、隆起的身体覆盖在墓碑上刻着的名字上面，努力寻找着落脚的地方，好从自己薄薄的壳里挣脱出来。墓园的四周开满了橙色的百合，还有非洲相思子，不过每个星期日早上牧师到来之前，都会有人清理这些野花，把墓园重又整理回体面的样子。风琴弹奏时间长了，会发出哮喘般的声音，这时凯琳就会走出来，回家去，她迈着大步走在我和茉儿前面，好似阳光中带着红色光环的圣徒。我们倒是不必每次在她选定的时间和她一起来，但是我们总是陪着她，感觉这也许可以表示对长姐的尊重吧——至少那几年是这个样子。我们常常听到她疯狂地弹奏些她自己杜撰的曲子，声调尖利，好像是女巫们在尖叫。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和其他人一起，从前门进入教堂。

我向男人们望了过去，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注意到我的存在，不过我知道，自己姿色平庸，混迹在人海中永远都不会有人多看一眼，但我还是一直在担心脑后的辫子会松。我一直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聚在这里，不知道上帝是不是会降临，而这个问题又开始困扰我了——这个疑问就好像是沿着一定的轨迹奔流的小溪，以前曾在某个不经意间浮到脑海中，之后就一直存在……他们为什么来？他们相信自己听到的吗？他们会按照听到的生活吗？人们来这里就是为了听这位矮小的男人那愚蠢而热切的布道吗？这个让人迷惑的问题一直折磨着我。“原罪，”那个小个子男人喊道，“是世间一切罪恶的原因。原罪是邪恶的东西。祈祷吧，让我们远离原罪！”随后的一个小时，他变换着方式和词语重复着同样的东西，但对于原罪到底是什么，却没有给出任何解释。所以最后，等我觉得他永远都不可能给予解释时——也许是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解释起来太麻烦——我就开始四处张望，并琢磨坐在那里听讲的人们，琢磨自己是不是听说过他们，是不是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会不会像我一样想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这样的问题。

我看着老魏吉妮·希克姆的背影，看见她绿色的礼服紧紧地裹住肩膀，头发梳得紧紧的，塞在帽子里。我想知道牧师的话对她到底有没有意义，她和老希克姆夫人一起住在离大路一英里远的房子里，是个即便想做坏事都没有机会的老处女——她能做的也只是拔掉篱桩，栽上小天蓝绣球，而我怀疑牧师会不会把这个看作是罪恶，因为和通奸相比，这个没什么意思。

乔·雷思曼和他的妻子也在，这位老人穿着宽大的黑色礼服，像是被袍子裹得不见了踪影的土地神，好像也没有在听牧师的话。可能他就是耐心地坐在那里，因为一个月来这儿一次，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可能用这一个小时盘算自己养的小鸡能赚多少钱。雷思曼的三个儿子从来都不来——那三个像牛犊子一样壮的儿子，据他们的父亲说，艾伦是最出色的，所以雷思曼夫人总是会提起他。他们不在这里更加让我好奇，他们如果来的话，会不会像牛一样排成一队坐在这里。艾伦和其他两兄弟不一样，面部的棱角更分明些，也更加感性一些，看待事物时，不是黑白分明，而是能够在黑和白之间体会到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