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殿堂(第2/8页)

“这会儿你有工作了。”我爸说。他高兴得容光焕发。

“谁雇了我?”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

“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缺了腿的男人更正。

“没错,你将为基里尔·安德烈耶维奇上士工作。”

我的前途似乎比殡仪师的衣柜更阴暗。“你肯定在开玩笑。”我说。我爸从来不开玩笑。

“你明天早上开始上班。”我爸说,神情相当自满。“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他幸灾乐祸地笑笑,我是公鸡还是母鸡,显然不言而喻。

“塞尔盖。”我爸说。“你给我记住,我可不怕违背我假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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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延期入伍,你得上大学、当上爸爸、吃上牢饭,而放眼不久的将来,我和我的朋友们只可能符合最后一项。监狱是我们学习技艺的场所,等于是唯一一所核准我们入学的学校,我们也只能在这里获致拓展未来的专长。念了九年书之后,我们应当进入技术学院就读,但我们班教出一大群表现不佳的学生,这是本班得以自豪的特色,结果附近一所不怎么样的专科学校居然比剑桥大学还难进。没关系,如果你想走上犯罪这一行,没有一所学校比监狱更专业。

高中毕业之前的最后一学期,我们的未来几乎大势已定。我们逃学喝波罗的海七号啤酒,在陶立特花园朝着过往的女孩吹口哨。雪地上冒出一圈圈结了冰的淤泥。两个孤僻的糟老头在一张冰冷的桌边下子弹西洋棋。我们围成一个小圆圈,哆嗦地挤在一起。

“我爷爷从伏尔加格勒一路打到希特勒的碉堡,你们知道他返乡之后受到什么待遇吗?他们让这个爱国的老家伙一屁股坐进古拉格集中营。”沃拉里大声说。他从头皮上挑拣出几个白色的颗粒。可能是绒毛碎屑,也可能是头皮屑,谁晓得呢?“跟这种可怜虫扯上关系,真让我丢脸。”

“去年两百个新兵还没赶得上去战场就被活活打死。如果他们宣称两百,真正的数字绝对跟国际电话的号码一样惊人。绝对是受到老兵折磨,这可不是开玩笑。”

“整整两年,你只能操你的军用水壶,这才不是开玩笑。”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坐牢根本不算什么。”

“托尼带着啤酒上哪里去了?”我们的名字——亚历山大·哈尔拉莫夫、沃拉里·拉比达夫、伊凡·弗拉迪米、塞尔盖·马克林——中肯道出我们是何等角色,而不是我们想要变成的人物,所以我们把自己重新命名为托尼·蒙大拿(译注:Tony Montana,电影《疤面煞星》的主角,由阿尔·帕西诺主演)、乔·派西、柯里昂教父、嘻哈饶舌歌手图派克。我们崇尚英年早逝的美国名流。我们的爸妈听披头士学英文,我们的英文老师是嘻哈传奇歌手Biggie Smalls。

不同的午后,不同的公园,同样的对话。

“叛乱一终止,你马上出狱,这就是诀窍。”

“你怎样才办得到?”

“这很简单。”我吹牛。绝对不要忘记“confidence”(信心)的前三个字母是“con”(诈欺)。“你预估战争会持续多久、你必须在牢里待多久,然后找出一个符合刑期的罪行。”

罪与罚。我们对历史毫无所悉——我们四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人晓得耶稣在哪年出生——但我们却甘冒鉴古知今的风险,拿自己的未来打赌。我们押注:战争会在一年、两年、五年之内结束。我们翻阅旧报纸,上网搜寻法院公告,找出符合每一个估算的罪行。殴打少数民族关一年。持械抢劫关两到五年。走私贩毒关五到七年。

我们想要混帮派,但是我们能拿哪个人做榜样?我们的英雄在何方?我们的老爸们开无照出租车、洗盘子、帮汽车加油,他们非常怯懦,体内的血液连挨了铡刀都不敢往外流。他们缅怀昔日,倒不是因为以前过得比较舒坦,而是因为当年大伙过得一样悲惨。我们是他们的儿子,我们要的不止于此。

征兵季节始于初春。涅瓦河河水高涨,漫过下游各个村落的水闸。一群年迈的鳄鱼在彼得保罗要塞的城墙边晒太阳。酒鬼们不但白天醉醺醺,晚上也喝得酩酊大醉。北极圈的冬天褪去层层的外衣,露出浅粉橘、紫罗兰、蜜桃李的色彩。我们同一天收到军需处寄来的明信片,带着明信片走到公园。这是我爸以前从牢里寄信给我之后、头一次有人跟我写信。

我拿我这张印了红旗的明信片跟朋友们的明信片做个比较,除了姓名之外,大家的明信片一模一样。依照法律规定,军需处可以命令我们毕业隔天就到基地接受检查,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准许我们八月报到。如果我们全都死在基地,我们的家人是不是也会收到一张除了姓名之外、格式全都相同的明信片?说不定为了褒扬我们为国捐躯,军方会寄给我们的家人一封制式的书信?

“我打算抢劫一家电器行。”亚历山大高声宣告,猛吸五口,解决一支香烟。他的肺跟蓝鲸鱼的肺一样可观。“关个三年,应该够了。”

“三年太长,托尼。”伊凡说。“我猜顶多六个月。我打算抢劫观光客。”

我们全都哄然大笑。

“尽管笑吧。”沃拉里说,“但是你们都知道没有一个条子会在乎谁抢了电器行或是观光客。条子才会抢劫观光客。但是偷开条子的警车?最起码关四年。”

他们转头看我。“我还没决定被关个几年。”我说,口气稍嫌迟缓。“但别担心,算我一份,我绝对跑不了。”

我们拍掌击拳,大摇大摆朝着Ploshchad Vosstaniya地铁站前进,领取一张千元卢布支票——所谓“千元卢布支票”,其实是指海洛因,因为海洛因通常藏放在对折的收据里。涅瓦河水花四溅,河面处处油污,远远望去,有如一道道弧形的彩虹。观光客吃力地爬下浮舟,人人惊讶赞叹,在相机前面兴高采烈地跳来跳去,好像沿岸的至尊豪宅是一群珍奇鸟类。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如此急切。难不成那些有如粉扑的粉红屋顶会长了翅膀飞走?我们转弯走向Arsenalnaya街,继续朝着komsomol街前进。远远望去,克列斯提监狱砖墙环绕,尖塔耸立,穹顶雪白,观光客若将之误认为一座宫殿,倒也不以为过。历史课堂上,我们习知在一九三七年的样板公审中,一些微不足道、用来混淆大众视听的小人物被抓到这座监狱接受拷问。文学课堂上,我们阅读阿赫玛托娃描述这座监狱的诗作(译注:Anna Andreevna Akhmatova,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988-1966,二十世纪最负盛名的俄罗斯女诗人之一)。她的儿子被关了十七个月。她随同其他数百名女子在这些高大的砖墙外等待官方的指控、判决与行刑。“你可以描述这一切吗?”一位嘴唇青蓝的女子轻声问道。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是的,我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