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利亚诺公爵夫人

巴勒莫，一八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我不是博物学家，我对希腊文晓得的也很有限；我到西西里旅行，主要目的不是来观察艾特纳的现象，也不是为我或者为别人，来解释古希腊作家说起的西西里的一切。我首先追求游览的快乐；在这奇特的国家，这种快乐是大的。据说，它像非洲；但是，依我看来，完全确实的是，它只在强烈的激情上像意大利。我们很可以这样说西西里人：爱或者恨把他们一燃烧起来，不可能这个字对他们就不存在了。而恨，在这美丽的国家，永远不是由于银钱关系。

我注意到，在英吉利，特别在法兰西，人常常说起意大利激情，人在十六七世纪的意大利看见的疯狂激情。在我们今天，在由于模仿法兰西风俗和巴黎或者伦敦的时髦行动方式而受损害的各阶级中间，这种美丽的激情死了，完全死了。

我明白，大家可以说，从查理五世时代（一五三〇年）起，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甚至罗马，有一点在模仿西班牙风俗。任何配称为人的人，应当无限制地注意自己的心灵的活动。而这些高贵的社会习惯不就恰好建立在这种注意之上吗？这些社会习惯非但不排除力量，反而夸大了它。然而，将近一七六〇年的时候，模仿黎希留公爵的自大的傻瓜，第一个格言却是：装出好像不为一切所动的样子。现在，那不勒斯不喜欢法兰西自大的傻瓜了，改学英吉利“花花公子”，而这些“花花公子”的格言岂不就是做出讨厌一切、目空一切的样子吗？

所以，一世纪以来，意大利激情就不再在这国家的上流社会存在了。

我们的小说家谈起意大利激情，信心极强，可我为了想对它有一点了解，却不得不查问历史；而有才分的人们写成的伟大历史，又往往过于庄严，对这些细枝末节几乎一字未提。越是王公们乱搞出来的花样，历史越是不肯加以注意。我求救于每一个城市的志书；但是，材料的丰富又把我吓住了。任何小城，傲然于色，拿出印好的四开本的三四册志书和七八册写本请你过目。这些写本到处是省笔字，字体特别，差不多就认不出来，兴趣最浓的时候，又充满了当地流行的说话方式，但是二十古里以外，就没有人懂了。因为在这美丽的意大利（爱情在这里撒下许许多多悲惨事件），只有三个城：佛罗伦萨、锡耶纳和罗马，说与写大致相同；此外各地，写的语言和说的语言就要相差十万八千里远。

所谓意大利激情，就是说，想法子满足自己而不使别人对本人有了不起的想法的激情。这种激情开始于十二世纪社会再建的时候，而在上流社会消灭，却至少在一七三四年前后。在这期间，波旁王室由堂·卡尔洛斯出面，统治那不勒斯。他是法尔奈斯家里一个小姐的儿子；她嫁给菲力普五世做续弦；菲力普五世是路易十四的悒悒无欢的孙子，在炮火中那样勇猛，那样苦闷，那样热爱音乐。大家知道，整整二十四年，卓越的女音歌手法利奈里每天给他唱三支他爱听的曲调，永远相同的曲调。

在罗马或者那不勒斯感受到的激情细节，一个有哲学头脑的人可能觉得有趣，但是我敢说，我觉得没有比给人物取一些意大利姓名的小说更可笑的了。难道我们不同意朝北走一百古里，激情就随时因地而异吗？在马赛，在巴黎，爱情是一样的吗？人最多可以说，许久以来受同一政体控制的国家，在社会习惯上也就是表面类似罢了。

风景好像激情，好像音乐，朝北走三四度就变了。甚至在意大利，欣赏那不勒斯的美丽的自然，大家意见并不一致，那不勒斯的风景会在威尼斯显得可笑的。在巴黎，好办多了，我们以为森林和耕田的面貌，在那不勒斯和在威尼斯是完全一样的；例如我们宁愿卡纳莱托的色彩完全和萨尔瓦托·罗扎的色彩一样。

安娜·拉德克里夫夫人、一位英吉利太太，是她岛上的一个完人了，然而她描绘恨与爱，即使是在岛上，看来也不见得相宜，因而她给她著名的小说《黑衣悔罪者的忏悔间》的人物取了一些意大利姓名，添了一些伟大的激情，岂非滑稽透顶吗？

这篇过于真实的纪事，简单、粗暴，有时候粗暴到了令人反感的程度，我请读者宽宥，但是我绝不想法子文饰它的简单、粗暴；例如，帕利亚诺公爵夫人对她亲戚马尔塞尔·卡佩切表白爱情的回答，我就一字不移地翻译过来。这篇家庭记录，我不知道为什么附在一部巴勒莫写本志书的第二册后面，关于这一点，我提供不出任何说明。

我很抱歉，我大大缩短了这篇纪事（我删掉许多有特征的情况）。这是包括不幸的卡拉法家庭的最后遭遇，不就只是一个激情的有趣故事。文学的虚荣告诉我：发展若干情节，就是说，揣测人物的感受，仔细告诉读者，因之增加兴趣，这在我不见得就做不到。不过，我，年轻的法兰西人，生在巴黎以北，揣测这些属于一五五九年的意大利人的遭遇，我真有把握吗？我能希望的，最多是揣测一八三八年法兰西读者认为优雅、活泼的东西罢了。

这种在一五五九年左右统治着意大利的感受的激烈方式，要的是动作，不是语言。所以，人在下文将很少遇见谈话。就这篇译文来说，这是一种缺点：我们习惯于我们小说人物的冗长谈话。对于人物，谈话就是战争。我为故事要求读者多多宽宥。它显出了西班牙人给意大利风俗介绍进来的一种奇异特征。我不走出翻译者的角色。十六世纪感受方式的忠实描绘，甚至史家的叙述方式，依我看来，就是这悲惨故事的主要价值，如果有价值的话。就表面看来，史家是不幸的帕利亚诺公爵夫人底下的一个贵人。

最严格的西班牙礼节统治着帕利亚诺公爵的宫廷。你们注意一下，每一个红衣主教、每一个罗马王公都有一个类似的宫廷，罗马城文化在一五五九年所呈现的景象，你们也就了然了。你们不要忘记，这是国王菲力普二世时代：为了一个阴谋实现，他需要两个红衣主教赞成，所以，作为教会福利，他每年送他们每一个人二十万法郎收入。罗马虽说没有可畏的军队，可到底是世界之都啊。在一五五九年，巴黎是相当可爱的野蛮人的一个城市罢了。

一篇写在一五六六年左右的古老的纪事的正确译文：

让·皮埃尔·卡拉法，虽说藏在那不勒斯王国一个最高贵的家庭，动作方式却有些激烈、粗野、狂暴，完全配一个看牲口的。他穿上长袍（袈裟），年轻轻就去了罗马，那边有他的本家红衣主教和那不勒斯大主教奥里维耶·卡拉法提携他。亚历山大六世，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大人物，派他做他的卡梅列雷cameriere（大致相当于我们习俗上所谓的侍中）。虞耳二世任命他做基耶蒂大主教；教皇保罗封他为红衣主教；最后，一五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经过教皇选举大会上红衣主教之间一些可怕的阴谋与争吵之后，他当选为教皇，取的名字是保罗四世；他那时是七十八岁。甚至于那些新近把他请到圣彼得宝座上的人们，想到给自己找来的主子，严酷、虔诚到了暴戾、寡情的地步，不久也就战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