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人生的哲学思考析《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书名平淡而又冗长；素净的白底封面上站着两个穿修士袍的男子，也使人以为书中写的只是修道院里的生活，枯燥乏味无疑1；加之作者赫尔曼·黑塞，当时在中国还没有多少名气。1984年年底，当我拿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寄来的样书，说实话是颇有些担心这部小说会遭到我国读者冷遇。

殊不知情况恰恰相反。赫尔曼·黑塞的小说《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这部我在北京读研时，冒着暑假的酷热，用两个多月夜以继日译成的书，竟受到了相当多显然属于不同层次的读者的关注和青睐，竟成了当年我仅次于《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最受欢迎的译作2。特别是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更是喜欢它：著名旅德画家程丛林告诉我，当年他们在四川美院的同学曾经排队等着看这本书；《四川日报》的副刊编辑李中茂一下竟“抢购”了十本，为的是公诸同好；有一年夏天，一位在边远苦寒地区某师范学校工作的藏族青年带着女友来重庆的歌乐山麓看我，给我献上一条雪白的哈达，就因为我是那本给了他人生启示和力量的黑塞小说的译者。后又在《光明日报》2001年4月19日的“书缘”版读到一篇文章，作者王以培坦陈：《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对他的影响巨大，径直把他的朋友诗人西蒙和他本人比做书中的一对主人公……

岂止青年。在流传甚广的《文化苦旅》中有这么一段让我喜出望外的文字：

“什么时候，那一位大手笔的艺术家，能告诉我莫高窟的真正秘密？日本井上晴的《敦煌》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也许应该有中国人的赫尔曼·黑塞，写一部《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Narziss und Coldmund），把宗教艺术的产生刻画得如此激动人心，富有现代精神。”（《莫高窟》）

也就是说，大学者、大作家余秋雨也被这部小说感动了，看来多半读的还是拙译，尽管他没有忘记在括号里抄上原文书名。

黑塞这部小说格外受青睐的事实引起我的深思，让我认认真真通读了自己的译文，想进一步弄清楚《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究竟是怎样一部书？它何来如此巨大的魅力？

故事被假想发生在中世纪的德国，但是所提出的问题和表达的思想，却具有现代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超越时空的意义：

在玛利亚布隆地方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它曾经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教士。时下修道院里有两位年轻的试修士，一个名叫纳尔齐斯，一个叫做歌尔德蒙。后者小小年纪就有着十分虔诚的信仰，为了赎补他那据说是放荡轻浮而早就离家出走的母亲的罪孽，歌尔德蒙已立下志愿终生做修道士。他与纳尔齐斯两人成为了精神上的知己。

一天，歌尔德蒙受同学劝诱去村里饮酒作乐，在与村女接触中感受到了异性的吸引，回修道院后内心既懊恼又矛盾，郁郁不乐，以致成疾。纳尔齐斯以他对人的敏锐观察力和对歌尔德蒙资质的了解，劝他顺应自然和自己的禀性。并且对他说：“你们的出身是母系的。你们生活在充实之中，富于爱和感受的能力。我们这些崇尚灵智的人，看来尽管常常在指导和支配你们其他人，但生活却不充实，而是很贫乏的。你们的故乡是大地，我们的故乡是思维。你们的危险是沉溺在感官世界中，我们的危险是窒息在没有空气的太空里。你是艺术家，我是思想家。你酣眠在母亲的怀抱中，我清醒在沙漠里。照耀着我的是太阳，照耀着你的是月亮和星斗；你的梦中人是少女，我的梦中人是少年男子……”纳尔齐斯的结论为：他自己是所谓父性的人，注定了为精神服务，成为学者和思想家；而歌尔德蒙刚好相反，是所谓母性的人，注定了享受人生和爱情，成为诗人或艺术家。

在与纳尔齐斯谈话以后，歌尔德蒙陷入了更加激烈和痛苦的思想斗争。这时，他在梦里和幻觉中，看见了自己早已遗忘的母亲的形象，恢复了对于童年的记忆，也就是说找到了失去的自我和本性。起初，这母亲只是一位嘴唇丰腴、秀发明亮的美丽少妇，只是他的生母；过后，在梦中，母亲、圣母和情人常常合为一体，使他梦醒后“有时觉得自己犯了可怕的罪，亵渎了神灵，虽死也不足以补赎；有时又觉得在这些梦中找到了拯救，找到了和谐”。这伟大的母亲的形象和丰富多彩、神秘莫测的母亲的世界反复出现，使歌尔德蒙完全醒悟过来，认识到纳尔齐斯的话是对的，终于下决心听从好友的劝告，离开了修道院。

歌尔德蒙漫游城乡，过着靠乞讨布施的流浪汉生活，但与此同时，他却无牵无挂，逍遥自在，既饱览了自然风光，也阅尽了人情世态。特别是凭着他英俊的外貌、伶俐的举止以及有求必应的豁达态度，歌尔德蒙竟成了一位偷香窃玉的好手，饱享了感官之娱。直至后来，在一座庄园里爱上一位品貌端庄的骑士小姐，才惊异地认识到了情欲与爱情之间的差别。

在一所教堂中，他看见一尊栩栩如生的圣母像，大受感动，便去寻访这圣像的雕塑师，拜在他门下学徒，掌握了高超的技艺，深得师傅赞赏。然而不久，歌尔德蒙再也不能忍受那安定平庸的生活，便谢绝师傅让他继承衣钵的美意，又动身流浪去了。

在此期间，歌尔德蒙梦幻中的母亲形象又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他自己母亲的容颜，而是从她的特征和肤色中渐渐演化出了一张非个人的脸，也即夏娃的形象，人类之母的形象。”歌尔德蒙认识到，她就是“作为人类之母的生活本身”，而生活之母“既可以被称作为爱情和欢娱，也可以叫她是坟墓和腐朽……她既是幸福之源，也是死亡之源；她永远地在生，永远地在杀；在她身上，慈爱与残忍合而为一”。这样一个夏娃母亲的形象，牢牢地铭记在了歌尔德蒙心中，对他来说已变成一种“神圣的象征”。至此，他才完全吃透和领悟了纳尔齐斯当初开导自己的那些话。

离开学艺的城市，流浪中的歌尔德蒙不想闯入了一个瘟疫流行区，目睹了一幕幕家破人亡、田园荒芜的惨剧。他“心情既感伤，又陶醉，所有的感官都处于亢奋状态，欣赏着死之歌，体验着人世间巨大的苦难”。这时期，他进一步认识到世事无常，人生易逝；只有艺术能化无常为永恒，将美好庄严的事物和形象变成作品，世世代代保存下去。他心中又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于是返回学艺的城市。不料师傅已经染病死去，工场也关闭了。歌尔德蒙无所事事，设法勾搭上了当地总督的情妇。幽会时不幸让总督抓住了，判处了死刑。行刑前夜，一位教士来狱中让他忏悔，想不到这教士正是他离别多年的挚友纳尔齐斯。眼下纳尔齐斯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修道院长，经他说情，歌尔德蒙遂得死里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