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第3/11页）

博胡米尔·赫拉巴尔（1914—1997）承认，他是哈谢克的传人。但仅仅继承，显然不够。继承时所确立的自己的声音，才是赫拉巴尔的魅力所在，才让赫拉巴尔成为赫拉巴尔。

赫拉巴尔从来只写普通百姓，特殊的普通百姓。他将这些人称为巴比代尔。巴比代尔是赫拉巴尔自造的新词，专指自己小说中一些中魔的人。他说：“巴比代尔就是那些还会开怀大笑、并且为世界的意义而流泪的人。他们以自己毫不轻松的生活，粗野地闯进了文学，从而使文学有了生气，也从而体现了光辉的哲理……这些人善于从眼前的现实生活中十分浪漫地找到欢乐，因为眼前的某些时刻——不是每个时刻，而是某些时刻，在他们看来是美好的……他们善于用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来极大地装饰自己的每一天，甚至是悲痛的一天。”这段话极为重要，几乎可以被认作是理解赫拉巴尔的钥匙。

巴比代尔不是完美的人，却是有个性、有特点、有想象力也有各种怪癖和毛病的人。兴许正因如此，他们才显得分外的可爱，饱满，充满了情趣。《河畔小城》中的母亲和贝宾大伯就是典型的巴比代尔。

《过于喧嚣的孤独》，在我看来，是赫拉巴尔最有代表性的小说，篇幅不长，译成中文也就八万多字。小说讲述了一位废纸打包工的故事。一个爱书的人却不得不每天将大量的书当作废纸处理。这已不仅仅是书的命运了，而是整个民族的命运。我们同样遭遇过这样的命运。小说通篇都是主人公的对白，绵长，密集，却能扣人心弦，语言鲜活，时常闪烁着一些动人的细节，整体上又有一股异常忧伤的气息。因此，我称这部小说为“一首忧伤的叙事曲”。这种忧伤的气息，甚至让读者忘记了作者的存在，忘记了任何文学手法和技巧之类的东西。这是文学的美妙境界。

赫拉巴尔的小说情节大多散漫、淡化，细节却十分突出，语言也极有味道。是真正的捷克味道。这来自他的生活积累，也是他刻意的艺术追求。你很难相信，他在小学和中学，作文总是不及格。他硬是通过生活闯进了文学殿堂，并成为捷克当代最受欢迎的作家。“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观察人们的生活，参与无论哪样的生活，不惜任何代价。”

深入作品，我们发现，赫拉巴尔和哈谢克有着许多相同，更有着诸多不同。哈谢克像斗士，无情，英勇，总是在讽刺，在揭破，在游戏，在痛骂，在摧毁。赫拉巴尔则像诗人，总是在描绘，在歌咏，在感慨，在沉醉，在挖掘。哈谢克的幽默和讽刺，残酷，夸张，像漫画。赫拉巴尔的幽默和讽刺，温和，善良，贴近生活和心灵。读哈谢克，我们会一笑到底。而读赫拉巴尔，我们不仅会笑，也会感伤，甚至会哭。赫拉巴尔还满怀敬爱，将语言和细节提升到了诗意的高度。这既是生活的诗意，也是小说的诗意。

在许多捷克读者看来，赫拉巴尔才是他们自己的作家，才真正有资格代表捷克文学。

米兰·昆德拉（1929-），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捷克小说家。他年轻时曾写过诗歌，曾热烈讴歌和追随过新制度，曾画过画，研究过音乐，曾在艺术领域四处摸索、东奔西突，终于在而立之年写下第一个短篇小说，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从此走上小说创作道路。

如果让我来推荐昆德拉的作品，我要推荐的恰恰是他的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搭车游戏》、《没人会笑》、《爱德华和上帝》、《永恒欲望的金苹果》等等都写得特别机智，又十分好读。读读《搭车游戏》，那是场多么耐人寻味的游戏。一场游戏最后竟走向了它的反面。世事常常出人意料。任何设计和预想都不堪一击。我们无法把握事物的进程。最庄重的可能会变成最可笑的。最纯真的可能会变成最荒唐的。最严肃的可能会变成最滑稽的。关键是那道边界。可谁也不清楚边界到底在哪里。再读读《爱德华和上帝》，一个追逐女人的故事却如此巧妙地把信仰、政治、性、社会景况、人类本性等主题自然地糅合到了一起。层次极为丰富。手法异常多样。加上不少哲学沉思，又使得故事获得了诸多形而上的意味。字里行间弥散出浓郁的怀疑精神。显然，在昆德拉眼里，信仰值得怀疑，爱情值得怀疑，政治值得怀疑，革命值得怀疑，真理值得怀疑，语言值得怀疑……总之，一切都值得怀疑，一切都毫无价值。这些小说表面上看都是些情爱故事或干脆是情爱游戏，实际上却有着对人生、对世界的精细的思考。

还有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一个好笑但更可悲的爱情故事，“一首关于灵与肉分裂的伤感的二重奏”，有着绝妙的构思和相当的深度，算得上他所有小说中最像小说的小说。小说中有关世界是个罗网的思考成功反映出了人类的某种基本境况。卢德维克和露茜那两个人物也饱满，立体，神秘，有吸引力。按理说，昆德拉的艺术价值在他的这两部处女作中已经清楚显现。

然而，由于“布拉格之春”的缘故，昆德拉在西方的成名有点阴差阳错。他被当作了“纯粹出于义愤或在暴行的刺激下愤而执笔写作的社会反抗作家”。他的小说也因此自然而然地被简单地划入政治小说一类。作为一个真正有文学野心和艺术追求的小说家，昆德拉感到了其中的危险和尴尬。

一场捍卫自己艺术性的战役终于在他移居法国后打响。昆德拉几乎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发表文章，接受采访，花费大量时间亲自校订自己作品的译本，并利用各种机会千方百计地表明自己的艺术功底和艺术渊源。他给幽默明确定义：“幽默是一道神圣的闪光，它在它的道德含糊之中发现了世界，它在它无法评判他人的无能中发现了人；幽默是对人世之事相对性的自觉的迷醉，是来自于确信世上没有确信之事的奇妙的欢悦。”他甚至认为幽默是他和读者之间产生误会的最常见的原因。幽默不被领会，玩笑却被当真，误解由此出现。他极为推崇拉伯雷、塞万提斯、狄德罗、斯特恩等小说家，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幽默。最后，当这一切努力似乎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时候，他索性抛弃母语，改用法语写作，试图彻底摆脱捷克背景并树立法国作家昆德拉的崭新形象，而这时他已临近古稀之年。

坦率地说，我觉得昆德拉从《缓慢》起，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程式化、套路化表明了他创作力的衰竭。此外，法语毕竟不是他得心应手的写作语言。捷克读者已不把他当作捷克作家，而他本人也更愿意把自己归入法国作家的行列。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昆德拉是一位有着独特魅力和独特价值的小说家。他甚至起到了某种文学代言人的作用：让世界把目光投向了东欧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