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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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给每个仆人一个装有美元的信封，根据他们在别墅的地位厚薄不同。将军将我的手绢还给我，陪夫人上了雪铁龙。这是最后一次驾驶这辆小车，将军决定去机场这一路，由他亲自掌控包着真皮的方向盘，两台客车紧随其后。“我负责第二辆车。”克劳德对我说，“你负责第一辆车。千万别让司机跟丢了。”上车前，我在别墅门口停留了一会儿，最后看它一眼。一个在南越经营橡胶农场的科西嘉人建造了这幢别墅。几代的农场主在这里住过。院旁有棵高高的老罗望子树，树冠荫翳蔽日，枝上挂着一簇簇疙瘩似的酸果，看似死去男人的手指。留在别墅的仆人像站在谢幕台口，一直站在台阶顶上。我挥挥手，向他们告别。他们一只手机械地向我挥动，另一只手攥着白色信封。月光里，信封看似车票，但他们却没有可去的地方。

从别墅去机场的路，跟西贡任何事情一样，本不必复杂，换句话说，给弄得复杂无比：出别墅大门右转上氏春路，左转上黎文决路，右转上洪塔旭路，往使馆区方向驶上一段，左转上巴斯德路，再左转上阮廷绍路，右转上李公路，最后径直驶往机场。不过，到该左转上黎文决路时，将军却拐向右边。“他开错方向了。”我负责的客车司机说道。他的几根手指头让尼古丁熏得蜡黄，他的脚指甲如刀片般锋利。“只管跟着。”我站在车门旁边，说道。为了让车里吹进凉风，车门开着。我身后第一排座位上坐着邦和灵，德坐在灵的大腿上。他的上身使劲前倾，想越过我的肩膀看车前面的景色。街上空空荡荡。广播已通知，鉴于机场遭到攻击，全城实施二十四小时宵禁。街道两旁不见人影，偶尔可见脱逃军人弃下的整套军装。有的军装整齐地码放着，从上至下依次是钢盔、衣服、裤子和靴子，看似人被射线枪汽化后留下的空壳。西贡本不是路不拾遗之城，但没人碰这些军装。

我负责的客车至少载有几个化装成平民的军人，剩下的大部分是女人和孩子。所有人不停咕哝，怨三怨四，我权当没听见。我的同胞就是到了天堂也能挑出刺来，会抱怨天堂没有地狱温暖。“他为什么走这条路？”客车司机很是疑惑。“现在可是宵禁！走这条路会挨枪子，至少会被逮起来。”邦叹了口气，摇摇头。“他是将军。”他说道，语气像是将军没什么不可做的。事实的确如此。可司机依旧一路叨个不停。就这样过了中心市场，拐上了黎利街，直到将军在蓝山广场停下才住嘴。正对我们的是希腊风格外观的国会大厦。之前，这幢建筑是西贡歌剧院。从这里，政客们管理着我们这个乱糟糟闹哄哄的国家。这个国家像是一出跑题的喜歌剧，主唱有文官也有武将。文官们着白色西装，大腹便便。武将们髭须打理精细，着量身定制的戎装。我将身子探出车门外，抬头看见，卡拉维拉酒店顶楼酒吧窗户亮着灯光。我常陪将军去那个酒吧，会见记者，喝喝开胃酒。酒吧阳台是赏西贡市景和周边景致的绝佳处。此刻，那里隐约传来笑声。笑的人一准是外国记者，准备报道西贡行将陷落的情景，还有那些与越南不结盟国家的武官，在观察远方地平线上长平弹药库爆炸的火光以及夜空里噼噼啪啪的曳光弹。

我有一种冲动，恨不得朝传来笑声的酒吧阳台打去一梭子弹，为他们助助兴。将军下了车，我以为他有同样的冲动，但他转而往国会大厦之间草坪上立着的丑陋雕像走去。我后悔把柯达相机放在了背包里，否则就可以拍下眼前的情景：将军向一座巨型雕塑行军礼，其造型是两个冲锋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后面的英雄看似对前面战友的屁股很感兴趣。邦和客车上的其他男人也在向雕塑行军礼，而我脑子里转着一个问题：这两个海军陆战队队员，是在保护晴天里在他们注视下来来往往的民众呢，还是要进攻他们手中机枪枪口瞄向的国会大厦？车上有男人开始抽噎。我也举手向雕像行军礼。就在这当儿，我豁然开朗：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模棱两可。南越空军可是轰炸了独立宫(3)，南越陆军枪击并用刀刺杀死了南越第一位总统及其胞弟(4)，争权夺利的南越将军们策动了多得我数不过来的政变。第十次政变后，我认清了这个混乱荒谬的国家，既绝望又愤怒，同时感觉到一抹幽默。在这三种心态的混合作用下，我重新坚定了革命信念。

将军了却一桩心愿后上了雪铁龙。车队沿单行道徐图街经过广场，继续往前行驶。我最后看了一眼季弗罗咖啡店。在这里，我曾先后与一些正经西贡女孩享用法式香草冰淇淋，她们干瘦如木乃伊的舅妈或姨妈陪在身边，寸步不离。再往前，我看到了布罗达德咖啡店。是这家咖啡店让我爱上了可口的法式可丽饼，尽量装作没看见店外穷困潦倒的人，或颠或瘸来来往往。有的手呈杯状，捧在胸前，没手的则用牙齿咬住帽兜朝上的棒球帽帽舌，乞求施舍。截肢军人摇着空空荡荡的衣袖，像失去翅膀的鸟儿；上年纪的乞丐一声不吭，眼镜蛇似的直勾勾盯着行人；街头混混极尽夸张描述自己可怜的境况；年轻的寡妇晃着可能因为肚疼而不停哭闹的婴儿，婴儿没准是租来的；还有各式各样残疾人，展示着世上各种令人恶心的残疾。车队沿徐图街继续北行，经过一家夜总会。很多晚上，我在这里跟年轻女士跳恰恰舞。她们着超短裙，最近还蹬起了看似要撅断脚背的高跟鞋。这一带曾是自以为是皇亲贵胄的法国人金屋藏娇之地。后来，俗气的美国人把这里变成了低俗闹腾的酒吧街。有旧金山酒吧，纽约酒吧，田纳西酒吧。霓虹灯昭示着店名，自动播放机播放着乡村音乐。在酒吧放纵了一夜，谁若良心不安，出酒吧后踉跄往北，至徐图街尽头，便到了一座砖结构巴西利卡风格教堂。将军领着我们经二征夫人街，正好来到此处。教堂前立有一座白色圣母雕像。圣母马利亚双臂张开，眉目低垂，安详宽宏。她与儿子耶稣基督随时接纳徐图街上的所有罪人，虽然他们的信徒与神父们——包括我父亲——常拒我于千里之外。我要求在这座教堂与敏接头，秘密汇报工作。我俩在这里单膝跪地，貌似虔诚，但其实是无神论者，不信天主只信共产主义。因此，我俩礼拜，煞是滑稽。

我们每周三下午见。这个时间教堂人少，为数不多的贵气遗孀，头披镶边纱巾或黑色丝巾，唪诵着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早不做祷告了，不过，听她们祷告，也禁不住摇舌鼓唇。她们还跟步兵一样坚韧。周末弥撒，教堂人满为患，体弱的、上年纪的，有时受不住高温闷热晕厥过去，但是她们能定定坐着做完弥撒。教堂穷，安不起空调，但换个角度看，中暑也是表示虔诚的一种方式。说到虔诚，世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徒很难比得上西贡的兄弟姐妹，他们大多数跟我母亲和我一样，一九五四年从越共控制的北方逃过来（才九岁的我没有话语权）。敏觉得在教堂碰头饶有趣味，他和我一样曾信天主教。我俩装作是虔诚信教的军官（真正虔诚信教的军官哪有一个礼拜只做一次弥撒？）。我装作告解向他报告自己政治和个人生活的过失，敏轻声说着，当然不是神父之言，而是我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