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传奇·历史·现实

——译后记

周启超

《燃烧的天使》是俄罗斯名作家瓦列里·勃留索夫(1873—1924)于1905年夏天动手创作、于1907年发表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俄国象征派诗人对长篇历史题材的叙事文学进行扩张的第一次成功的标志。在象征派圈子内，这部小说被看成是勃留索夫小说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甚至为勃留索夫赢得了与普希金比肩的经典作家的声誉。小说叙述一个发生在十六世纪德国的爱情故事——但这是一个情境异常奇特的神话，它讲述一个魔鬼三番五次地乔扮成上帝的使者下凡，去捉弄一个多情的少女，勾引她去犯各种各样的罪过，讲述宗教界如何审判这个虽有过失但已志愿隐身于修道院自新的魔女，讲述骑士与浮士德博士相遇，设法拯救这个不幸的少女……小说情节的主线，是莱娜塔与鲁卜列希特之间那种“近乎于痛苦的、致命的决斗”的爱情心理历程。情节的副线是鲁卜列希特与“天使般的”亨利希伯爵之间的相遇与决斗。因而这部小说首先是一种以二男一女为主要人物的三角爱情故事，但是，作家以这爱情情节为中心，艺术地呈现出十六世纪德国历史文化氛围，以异域异时的“可爱可亲的古风遗习”来“比兴”、来折射俄国社会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历史转折关头的时代气氛，是“令人放心不下的沸腾的当代生活”的象征。然而，小说的象征意味又不仅局限于这两个历史时代在类型上的相似。小说的三位主要人物鲁卜列希特——莱娜塔——亨利希之间的三角关系，直接地影射着当时俄国象征派内部三位作家之间的感情生活中的纠葛，小说中的三角恋爱正呈现出1904年至1905年间勃留索夫与尼娜·彼得罗夫斯卡娅(1884—1928)与别雷他们三人在莫斯科文坛的现实关系；可是，这种影射又不局限于三人感情生活的隐秘世界。理性主义者鲁卜列希特，与神秘主义者亨利希，与沉潜于情欲深渊的莱娜塔在心理气质上的个性与冲突，正含纳着他们在文学家立场上的分野与文学生活中的争论，含纳着当时俄国象征派内部“老一代”与“新一代”之间的美学、诗学、文学方面的对话与争鸣。亨利希与鲁卜列希特分别作为“光明的天使”、从星空下凡的天使，“米哈依尔”的化身与“神秘莫测的魔法师”、地狱的魔王“路西勿罗”的化身。在这两个形象的面具被剥落之后，它们又正是别雷与勃留索夫当时在象征派圈子内的形象的“象征”。亨利希与鲁卜列希特在小说中的决斗，恰恰是别雷与勃留索夫两人在私人感情与世界观上、在文学创作与理论上的各种冲突的“象征”。总之，《燃烧的天使》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以其多层面的象征意蕴，对历史与当代，对时代文化与流派生活，对感情纠葛与心理冲突等许多方面的现象，作出了生动深切、引人入胜、趣味横生的形象呈现。正是小说的这种象征世界，使它赢得一片赞誉。

《燃烧的天使》1907年在俄国象征派文学的正式刊物《天秤》上连载，1908年由天蝎星座出版社以二卷本形式出版，1909年又由该出版社以一卷本形式再版。这部小说被赞誉为俄国文学史上长篇历史小说的经典之作。一些文学家当时就从这部作品看出“在外在的与心理的故事之后，还有更深切的、更为隐秘的意蕴——那些长着与之相应的耳朵的人才会听出来的意蕴”。(1)在这部小说中有三重面具：这个故事的中世纪德国的叙述者，这部小说的俄文翻译者，以及这部手稿的当代出版注释者。这三重面具，使得勃留索夫有可能建立起叙述者与其客体之间相互关系上的那种十分精致的系统。故事的叙述者以他那个时代的风格形式来思考来感觉，对材料具有一种内在的亲近态度；小说的翻译者与手稿的出版注释者则以其面具对材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亲近”与“距离”被作家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某种“张力”。

勃留索夫作为长篇小说家在叙述形式上的个性，在于他是一位自觉的风格模拟者。如果说，梅列日柯夫斯基在其长篇小说中是把读者的兴趣完全导向事件本身与隐含在其中的象征意味，那么，勃留索夫则是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小说叙述本身并使之凝聚在“怎样用语言来体现”，即对材料的文学加工这一层。勃留索夫在这里表现出他是一位出色的言语装饰大师。在他的叙事艺术中，那种“刻意于用风格来思维”的诗学意识被凸现出来。这种诗学意识，显然是那个时代的审美风尚尤其是象征派的美学追求的产物，同时也是勃留索夫早年在短篇小说中就表现出来的那种“面具化”、“风格模拟”的诗学取向的坚持与发展。勃留索夫善于从对历史文化的回溯、追忆、联想、含射之中创造一种“语言考古化”的装饰。这当然与他本人历史文化知识渊博有关。正是由于他具有这种于历史文化之中作幻想性漫游的本领，使他在当年荣获“俄罗斯最有文化修养的作家”的美誉。虽然，今天我们已明显看出，问题不在于历史文化修养这个事实本身，而在于对“文学性”的自觉自为，在于对文学创作乃是语言艺术这一品性的认识，对文学作品的形式乃是由一系列假定性诗学手段而构成的认识，在于从别的文化中“引经据典”这一象征主义诗学原则本身，在于“审美化”这一象征主义美学目标本身。

勃留索夫的长篇历史小说与勃留索夫的幻想并不对立。长期以来，苏联学者不厌其烦地强调象征主义诗人勃留索夫创作中的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精神，并认为这是他走向现实主义的基本依据。其实，这两种“主义”，对于象征主义文学家都是牵强附会的。的确，勃留索夫的历史小说对历史文化场景与事件的描绘十分准确。《燃烧的天使》对十六世纪德国历史的出色展现，曾引起德国人怀疑这个长篇历史小说的作者只能是德国文学家。但这样的描写，在勃留索夫看来并不是创作的目标。他对历史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准确描写都是为其象征主义的美学任务服务的：他是要用小说叙述所再现的历史时代的风格来思维。模拟历史风格本身，成为创作这些小说的目的。与此同时，这种对历史文化的描写又总含纳着对当代生活的回声。这样，就构成了小说的象征意境：虽写历史时代，但这时代本身并不是描写目标；对这个时代风格的模拟由诗学手段变成美学目标；同时在这种对历史的再现中又嵌入对当代的投射。这种对当代的象征性投射，作者不仅凭借中心问题的提出(即历史上的文化形态交替)而达到其本身的象征性(类似、比兴)，而且借助于另一诗学手段；极力在某些历史人物身上再现或影射当代人物的心理模型、情感模型、意识模型，由此使象征意蕴增生。这就是说，勃留索夫的“科学主义”，并不是那种决定着他的文学创作的诗学原则。想象、幻想、联想，甚至于奇想、梦魇、幻觉这些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机能，在文学家勃留索夫身上毕竟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器质，所谓“科学主义”不过是一种面具。勃留索夫本人对幻想的机制，甚至有过专门的阐释。作家于1912—1913年间写成一篇论文《幻想的极限》，但未曾发表。他在这篇论文中表达了他的历史小说的观点——他心目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乃是“在时间的长河中作幻想性漫游”的一种方式。他写道：就本质而言，所有的长篇历史小说都带有幻想的成分，把情节转置于久远的时代中，长篇小说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出幻想的环境，一种无论如何也不像我们现实生活那样的场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