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站上

刚刚开春，我就来到别墅，路边还堆着去年残留下来的枯叶。没有谁同我一起来。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别墅里踱来踱去，到处的玻璃窗上都映照着四月的阳光。我走到宽敞明亮的凉台上，猜想着谁将住到这橡树和白杨的帷幕下来消夏。我闭起眼睛，恍惚听到了轻快欢乐的脚步声、年轻人的歌声和女人们爽朗的笑声。

我常常到火车站上去等客车来。其实，我并不去接什么人，因为根本就没有人会来看我；我只是喜欢这些铁铸的巨人。我喜欢看它们在铁轨上摇晃着沉重有力的身躯和肩膀，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把那些我虽然并不认识却令我感到亲近的乘客带往某个地方。我感到这些列车仿佛是有生命的，不寻常的；它们飞奔时速度之快使我感到大地的广阔无垠，感到人的力量。而当它们发出雄壮而自由的吼叫声时，我又联想到，在美洲、亚洲和炎热的非洲，它们也是这样吼叫的。

这是一个小火车站，有两条不长的备用线。客车一过去，这里就变得静悄悄的，连人都没有几个，只有树林和一道道的阳光主宰着低矮的月台和荒凉的铁道，使它们显得又静谧又明亮。备用线上停着几节死气沉沉的空车厢，车厢下面有几只母鸡在车轮旁边转来转去寻觅食物；看着它们从容不迫的啄食，简直难以想象世界上还有美洲、亚洲和炎热的非洲……一个星期之后，我就同这一小片地方的人全都认识了，像老相识似的向那些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看守工，脸容憔悴、沉默寡言的扳道工，以及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的铜质号角点头致意。

我每天都看到车站上有个宪兵。这是个健壮、结实的小伙子，同所有的宪兵一样，腰圆膀粗，身上绷着一套蓝色的制服，长有一双粗大的手、一双蓝眼睛、一张年轻的脸，而他脸上那种神气十足、威风凛凛的表情却总显得有点乡下人的土气。开始，他总是做出居高临下的、威严的、毫不姑息的样子，用怀疑、阴森的目光监视着我，每当他从我身边走过时，脚上的马刺响得特别刺耳，好让我知道他的厉害。但他很快就对我习惯了，就像他早已习惯了那些支撑着月台顶的柱子、那些荒凉的铁道以及那些有母鸡在下边觅食的废弃的车厢一样。在这种静谧的小地方，对一切都很快就会习惯的，而当他已经不再注意我的时候，我发现这是个由于无聊而深深苦恼着的人——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感到无聊。他感到无聊，因为这个车站已经令他腻烦；他感到无聊，因为他的体力正在无所事事地消耗；他感到无聊，还因为他特殊的处境，车站的官长他高攀不上，而下级职工他又不愿俯就。他是为了维持秩序才活着的，可是在这个小小的车站上却没有一个人破坏秩序，所以每当客车平安无事地开过去后，这个宪兵的脸上就会露出那种受了骗的人的懊丧和失望的表情。他犹豫地站停了几分钟，然后迈起懒洋洋的脚步，漫无目的地朝月台的另一头走去。走着走着，他在一个候车的乡下女人面前停了下来；但乡下女人就是乡下女人，宪兵于是只好皱了皱眉头，继续朝前走。然后，他无精打采地、沉甸甸地坐下来，身子软瘫得像煮烂了一般。可以感觉得出，在他那件呢制服里，他的双手，因为苦于无所事事而变得软弱乏力；他的生来就是为了干活的结实的身体，也因为苦于无所事事而倦怠得痛苦万分。我们常人只是在头脑里感到无聊，可他却从上到下、从头到脚无一处不感到无聊：那顶不知为什么总是雄赳赳地歪戴着的制帽感到无聊，那发出闷声闷气的、凌乱和不协调的叮当声的马刺也感到无聊。后来，他打起哈欠来了。啊，你看他那种打哈欠的样子！嘴巴歪歪扭扭地张开来，越张越大，从这边的耳朵一直张到那边的耳朵，然后扩展到整个脸庞，再过一秒钟，大概从这不断张大的嘴巴里就可以看清他那被饭菜塞得鼓鼓囊囊的全部内脏了。瞧他打哈欠的那副样子！

我赶忙躲开，但那死乞白赖的哈欠却一直久久地附在我身上，使我的面颊抽搐，使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以致望出去两旁的树木都在跳动，都在断裂。

有一次，从邮政列车里抓到一个无票乘客。这件事对那个感到无聊的宪兵来说，简直就像过节一样。他把腰带束束紧，杀气腾腾地碰响马刺，脸上露出聚精会神的、激怒的表情。但是，他的这种幸福并没有持续多久。那个没有票的乘客付了钱，就急急忙忙边走边骂着回车厢去了。于是，在他身后，那副圆形的金属马刺惘然若失地发出可怜巴巴的抱怨声，而马刺上边的那个身子顿时变得软瘫无力，虚弱地摇晃起来。

每当看到这个宪兵伸懒腰、打哈欠时，我就为某个人担心、害怕。

在车站旁边，工人们已经为清理出一块场地忙碌了好几天。我去城里待了两天回来时，泥水匠已经在那儿砌好了三排砖——他们在为车站盖一幢新的砖瓦房。泥水匠有好多个，他们干起活来又快又灵巧。目睹这笔直整齐的墙怎样从平地上升起来，真叫人又高兴又惊讶。泥水匠们在已砌好的一排砖头上抹上一层灰浆后，就动手砌下一排，他们一边按大小挑选着砖头，把它们有的横搁，有的竖搁，有的削去角，一边打量着砌得是否平直。他们在思索，而他们的思想就像他们的任务一样，是明确的；所以他们干的活叫人看起来，既有趣又愉快。我正高兴地看着他们干活，忽然听得一旁传来一种训示式的声音：

“喂，你听着！你是怎么搞的！不该搁那块砖！”

说这话的，是那个宪兵。他把手伸过横在月台的柏油地和工地中间的那道铁栅栏，指着一块砖，不容分说地喊道：

“我在对你说呢，大胡子！应当搁那块砖。你看——那正好是半块。”

那个蓄大胡子的泥水匠（他的胡子由于沾上了石灰，变得花白了）默默地回转身子，看到了宪兵威严的脸，便默默地把视线移向宪兵用手指着的地方，拿起那块砖，打量了一下大小，然后又默默地把它搁回身后。宪兵严厉地看了我一眼，就走开了。但这项有趣的工作吸引了他，使他顾不得体面，在月台上转了两圈后，又回到正在砌墙的工人对面站着，样子显得有点漫不经心又有点瞧不起。但是他脸上已经没有通常那种深感无聊的表情。

我到树林里走了一趟。回来路过车站时，正是晌午一点来钟。工人们都歇息去了，这里就像通常一样，空无一人。但在那堵新砌的墙边，却有个人在干活，是那个宪兵。他正在把砖头砌到尚未完工的第五排砖上去。我虽然只能看到他那把衣服绷得紧紧的宽阔的背部，但是却感觉得出他在紧张地思索并且犹豫不决。显然，这活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外行人的眼光老是叫他上当，使他选不出大小合适的砖头来。他往后仰起身子，摇了摇头，然后又弯下身去捡另一块砖头，军刀垂了下来，碰得铿锵直响。有一回，他高高地翘起一个手指头——这是人们在终于解决了疑难问题时的一个古已有之的手势，首创这个手势的大概还是阿基米德(1)。他的背比之前坚定、自信地伸直了起来。但就在这一刹那，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干这种活有失体面，于是背立即又缩了下去。在他整个魁梧的身躯里，有一种偷偷摸摸的味道，就像孩子去做一件怕被大人抓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