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珠游戏向圈外人士简介它的历史发展（第4/9页）

因为，此外尚有大量的演讲，也是此种专载文章的一种较为庄重的变体，是故，我们也得在此略加申述。各种专家与知识掮客两者，都以大量的讲演供给那个时代的中产阶级市民（他们仍然依恋着固有文化观念——尽管它早已丧失了以前的意义）。这些讲演不仅具有在特殊场合举行节日演说的性质，而且有一种热烈的交易存在其间，故举行的场次之多，几乎无法理解。那时，一个中等城市的市民或其妻子，每周至少可有一次（大城市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机会出席，听他们为某个讲题——艺术作品、某些诗人、学者、研究人员、环球旅行——提出学理的说明。此类讲演的听众大多抱持纯粹被动的态度，此盖由于，尽管听众与所讲内容之间不无某种关联，但因缺乏某种程度的基本知识、心理准备，以及感受能力，故而大都沉默无言。有些是具有娱乐性的热情或机智讲演，如讲歌德的事迹，便描述他穿着一袭蓝色的大礼服，从一辆驿马车上下来，勾引史特拉斯堡或魏滋拉尔的某个女子；或者大谈阿拉伯的文化。但不论讲些什么，都会有不少时髦的语句，像骰子一样从盘子里面掷将出来，使得每一个听众都感到开心不已——假如能在隐约中听出一两句流行新语的话。人们时常聆听谈论作家的演讲，有时还可看到投影在银幕上的相片，但他们过去从未读过那些作家的作品，将来也无意去读。他们聆听这些演讲，就跟拜读报纸上的专载文章一样，往往得非常吃力地穿过一道由孤立的文化事实和失去意义的知识碎片构成的洪流才行。简而言之，他们已经面临贬低语言价值的边缘——此种情形，首先在某些小圈子里面潜滋暗长，形成那种苦行式的英勇反动，不久之后，开始作显明而又强大的流动，最后终于导入新的自我训练和人智的庄严之中。

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知识生活，曾有许多方面显得生气勃勃而又辉煌壮观。我们现代人将与之俱来的那种不安和虚假解释为一种恐惧的征候——人们在一个显然胜利和成功的纪元完了之后，忽然发现他们所面临的是一片空虚：物质奇缺，民生困乏，成了政治和军事悉皆陷入危机的时期，因而对于知识的本身，对于它的长处和庄严，乃至对于它的存在，愈来愈加怀疑。不过，那个时代尽管充满了灭亡的预兆，但在知识上却也获得了若干良好的成绩，其中，使我们后代感恩不尽的，是一种音乐科学的发端。

然而，尽管我们不难巧妙而又明白地将任何过去的碎片嵌入世界历史的模型之中，但要当代人见出他们自己在这个历史模式之中的地位，却非易事。因此之故，纵使是知识上的雄心和成就在那个时代迅速地衰退了下去，但那时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却碰到了种种可布的疑惑和一种绝望之感。他们刚刚完全体会到——（自从尼采以后就不时悬在空中的一种发现）我国文化的青春期与创造期已经过去，老年和暮气已经来临。突然之间，每一个人都感到了此点，而不少人则率直地将这种识见表达了出来，于是有人以此来解释那个时代的许多险象：可厌的机械生活、深沉的道德堕落、国际间的信心衰退，以及艺术上的虚假。“衰世之音”已经发出，就如那篇微妙的中国寓言所说的一样；就如风琴上一道轻弹的低音一般，经过数十年的余音缭绕之后，它的震波终于逐渐消退下去；它的悸动可以闻之于中小学校、各种期刊，以及大专院校的腐败之间，乃至可以见之于仍可正视的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忧郁和癫狂之中；在各种艺术中，它以缺乏节制又颇泛滥的过度生产大吵大闹。对于这个已经破城而入，且已不再能够逐出的敌人，可以采取种种不同的态度，最好的办法是默默地承认并静静地忍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有些人企图否认它的存在，多亏某些预言文化没落的文学预言家露出了思想上的破绽，因而在他们的论文中寻出了不少弱点。尤其重要的是，凡是对上述预言家提出异议的人，都可在中产阶级之间得到发言权而产生影响力。此盖由于，认为他昨日还引以为豪的那种文化而今已经死去，认为他曾尊重的教育和艺术如今已不被视为真正的教育和真实的艺术，这种主张和论调，在中产阶级看来，简直像突然的通货膨胀和威胁其累积资本的革命一样，使他感到刺耳而难以忍受。

对付普遍灭亡的情绪，另一种可能的办法，是讥诮人生的犬儒主义。人们以跳舞排除忧郁，将挂虑未来视为一种过了时的愚行；人们写作迷人的文章，畅论即将来临的艺术末日、科学末日，以及语言末日。人们在他们用以建立报社的副刊世界中大谈心灵的完全投降，观念的彻底破产，并且故作姿态，以讥诮的镇静或闹饮的狂欢看待一切，以为，不仅是艺术、文化、道德，以及诚实而已，就是整个欧洲乃至“这个世界”，也都趋向毁灭的命运。因此，好人之间流行着一种谦逊的忧郁，而坏人之间则盛传着一种恶性的悲观。实际说来，若要打倒过时的形式，并以政治和战争为手段，重整这个世界和它的道德，必须先使文化的本身变得能够作真正的自我分析而成为一种新的组织才行。

然而，在这数十年的过渡期中，文化并未打盹。倒是，在它的衰落期，以及似由艺术家、大学教授，以及专栏作家带头的投降期中，它却进入了一种高度警觉和自我检讨的层面。这个变化的中介在于少数几个人的良知。就是在副刊时代的旺盛期，随处也曾有过若干个人和小团体，决定继续忠于真正的文化，而不遗余力地为未来保存一份优良的传统、戒行、方法，以及知识的活力。当时的实况如何，已非如今的我们可以得而知之了，但一般而言，为了防御没落而作的自我检讨、反省，以及意识抵抗的历程，大致上似乎分成了两组。学者的文化良知在音乐史的研究与教法之中寻得了栖身之处，此盖由于这个学科当时恰好达到它的顶点，因此，即使是在副刊世界当中，亦有两个著名的养成所，培养一种以细心和周到为特色的模范方法学。尤甚于此的是，好似命运曾对这一小队勇敢的人马有意眷顾一般，竟在这个悲惨无比的时候出现了那个虽属事出偶然，但有神谕效果的光辉奇迹：巴赫的11篇手稿——一直保存在其子佛瑞得曼的手中——再度被发掘了出来。

抗御退化的另一个焦点，是东方旅游联盟。这个联盟的同人开出一门精神而非知识的学科。他们不但提倡孝道，而且敬老尊贤，我们目前的文化生活和玻璃珠戏形式，尤其是静思的要素，可说都是他们之所赐。此外，这些旅游之人尚有另一种贡献，就是重新透视我国文化的性质及其延续的可能，但不是运用学者的分析法，而是依照古代的密法，以他们的本能与远古时代和文化状况作神秘的结合。例如，他们之中有些巡回乐师和行吟诗人，据说可用十足的古法演奏此前若干世纪的音乐。就这样，他们可以准确地演唱1600或1650年的一首乐曲，对于其后的手法、改良，以及名家的成就，就如仍无所知一般。这在大家疯狂地追求那种支配一切音乐演奏的动力学与渐层法之时，在大家讨论指挥的“构思”与执行时几乎把音乐本身忘得一干二净之际，确是一种令人讶异的绝招。当旅游联盟的一个交响乐团最初以另一个时代和世界的天真与纯洁——不加任何渐强和渐弱的技法——公开演出韩德尔以前的一组舞曲时，据说观众之中曾有人表示完全不知所云；但另外一些人，不仅感到耳目为之一新，而且觉得好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聆赏音乐。在介于布丽嘉登与摩尔比奥之间的一座音乐厅中，有一位团员做了一架巴赫式的风琴，可以说跟音乐大师巴赫所要做的一样完美——假如他有机会和办法去做的话。这架风琴的制造人，为了遵守当时流行于联盟的一项原则而隐藏了自己的姓名，只是采用18世纪时的一位老前辈的姓氏，姑且名之为西尔柏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