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 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第2/4页）

因此，笛福的伟大小说神奇地塑造出来的人物，不仅仅是鲁宾孙·克鲁索，还有他的奴隶星期五。《堂吉诃德》同样神奇有力地塑造出一个生活在书本世界中的骑士，以及他的仆人桑丘·潘沙。我喜欢读托尔斯泰最出色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作家是个幸福的已婚男子，他在书中展开想像，描写一位女人如何先毁掉自己不幸的婚姻，然后毁灭了自己。托尔斯泰的灵感来自另一位男性作家。此人从未结婚，却想像自己进入了对生活不满的爱玛·包法利的心里。在所有寓言小说中，最伟大的是《白鲸》。作者梅尔维尔探讨了他那个时代美国无法摆脱的各种恐惧，尤其是对外来文化的恐惧。而探讨各种恐惧的媒介，就是大白鲸。我们之中，那些通过书本认识世界的人，如果不想想福克纳小说中的黑人，就不可能真正考虑到美国南方的情况。如果福克纳不能把那些人物真实地表现出来，那他的作品就会有所欠缺。同样，我们会觉得，如果一个德国小说家希望对所有德国人说话，但是他却未能或明显、或含蓄地描绘出该国土耳其裔的形象，以及他们造成的社会不安，那么这位作家也同样有所不足。同理，一个土耳其小说家，如果不能描绘出库尔德人或其他少数族裔的形象，如果他忽视了该国未被言说的历史中的黑暗内容，那么在我看来，他也只不过是写了些空洞的东西而已。

和很多人猜想的相反，一个小说家的政治观与他所属的社会、党派和集团毫无关系，或者说，与他从事的政治事业毫无关系。一个小说家的政治观，来自于他的想像，来自于他把自己想像成他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他可以探讨以前无人注意到的人类真相。这使他成为那些无法表达自身利益、愤怒没人理睬、声音被压制者的代言人。一个像我这样的小说家，绝不会对政治持有年轻人的兴致；如果他真有那种兴致，那他的动机最终不会有多大意义。今天，我们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这部最伟大的政治小说时，我们不会按照作者原本的意图去读。尽管他写这部小说，是为了同俄国西化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进行争辩。我们读这部作品，注重的是看它对当时俄国的反映。这本书向我们揭示了深锁在斯拉夫灵魂中的伟大秘密。而只有小说，才能探讨这样的秘密。

很明显，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读报纸、杂志或者看电视来应对这种深沉的问题。我们只有通过仔细、耐心地阅读伟大的小说，才能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独特历史；才能分享困扰我们的各种独特人生——它的深度让我们恐惧，它的简单让我们震惊；才能收获这种真理。我再补充一点：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们开始在读者耳边低语，告诉他扎根于历史之中的秘密，告诉他源自傲慢和失败、耻辱和愤怒的秘密时，他们其实也照亮了读者自己历史的阴暗之处。这低语者，就是绝望的作家，他对西方既爱又恨，程度相同。他无法把自己看做西方人士，但西方灿烂的文明又让他为之目眩，他感觉自己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

现在，我们就来考虑东西方的问题，记者们对这一问题极感兴趣。但是，当我了解到这一问题在西方某些地方的新闻界具有特别含义时，我则倾向于最好不要去谈它。因为它常常带有这样一种预设：贫穷的东方国家必须听从西方及美国可能做出的一切提议。而且，人们还会看到这样一种必然：在我长大成人的这种地方，其文化、生活方式和政治会激发出一些令人生厌的问题，并且会期待我这样的作家将解答这些讨厌的问题作为生存目标。当然，东西方问题的确存在，但它不应该仅仅是由西方国家发明，并强加给他人的一个恶毒、僵化的表述。东西方问题应该与财富、贫困及和平有关。

19世纪，奥斯曼帝国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光芒已被活力日增的西方国家所掩盖。当时，帝国和欧洲军队作战连遭败绩，眼看着国力逐渐衰败下去。此时，出现了一个组织。该组织成员自称为青年土耳其人。像后来几代的精英分子一样（甚至包括最后的几位奥斯曼苏丹在内），这些青年土耳其人惊叹于西方的优越性，于是开始了西化改革运动。现代的土耳其共和国和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西化改革，都是遵循同样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基础是：大家相信，土耳其衰弱和贫困的根源是它的传统、它的古老文化以及它在全社会建立宗教组织的各种方式。

我出生于西化的伊斯坦布尔中产阶级家庭。我得承认，我自己有时也抱有这样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用意良好，但却过于狭隘简单。西化主义者梦想通过模仿西方来改变、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因为他们最终的目标是创建一个更富裕、更幸福、更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一般都是本土主义者，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特点。很明显，我们在青年土耳其人和年轻的土耳其共和国西化主义者身上，能看到这些倾向。但是，作为学习西方运动的参与者，这些组织仍然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某些基本特点采取深刻的批判态度；他们在批判自己的国家和文化的同时，虽然可能与西方观察家们的信念和风格不一样，但他们也觉得，自己的文化有缺点，甚至有时还觉得它没有价值。这造成了另一种非常深沉、混乱的情感：耻辱。

从有些人对我的小说，以及我与西方的关系之种种看法所做出的反应，我看到了这种耻辱。当我们在土耳其讨论东西方问题时，当我们谈论传统和现代的紧张对立时（我认为，这一点是东西方问题的本质所在），或者当我们在含糊其辞地谈论我们国家和欧洲的关系时，耻辱的问题已经潜伏在其中了。理解这种耻辱时，我总是试图将其与它的对立面——傲慢——联系在一起。我们都知道，如果傲慢太多，如果人们行事过于傲慢，那么羞愧和耻辱就会如影而至。因为，每当有人感觉深深受辱的时候，我们总会期待他表现出骄傲的民族主义的一面。我的小说就是取材于这些阴暗的素材，这种耻辱、这种傲慢、这种挫败感。因为我的国家正试图敲开欧洲的大门，所以我很清楚地意识到，上述脆弱的情感不时会轻而易举、毫无节制地燃成猖獗之势。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低声地谈论耻辱这一秘密，正如我最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听到的一样。我们正是通过分享大家的私密耻辱，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这个道理，是小说艺术教给我的。

但是，恰在获得解放的同时，我也开始察觉到了艺术表现的复杂政治性，以及为人代言的道德两难之困境。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对于小说家来说，尤其如此。他也早已被上述的那些情感弄得迷迷糊糊。随心所欲的想像世界可能有欺骗性，一个小说家，倘若为民族主义傲慢情绪所左右，脾气火暴，动辄发怒，那么他所反映的东西便会愈加如此。如果我们对某种现状秘而不宣，那么我们希望的，其实是可以隐秘无声地品味这种耻辱。但是，一旦某个小说家运用想像来改变这种现状，并将其变成一个相对应的、意在获取关注的世界，那么这种希望就破灭了。当小说家开始玩弄支配社会的各种规则，当他在事物表层下进行挖掘，以发现其隐藏结构，当他像好奇的小孩一样，在自己都弄不明白的情感驱使下探求秘密，那么他不可避免地就会给家人、朋友、同侪以及亲爱的公民们带来不安。但是，这是一种令人幸福的不安。因为，正是通过读小说、故事和神话，我们才能理解生活世界的主导思想。是小说，让我们得以接近被亲人、学校和社会所掩藏的真理；是小说艺术，让我们能够问这样的问题：我们究竟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