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加齐街区 我们将躲藏在这里（第3/3页）

拉兹人·纳兹米通向警察和执政的民族主义者政党的重要关系网，使得来茶馆的人数与日俱增。后来，从他那里购买建材并在国家地皮上盖起一夜屋的人之间，开始了“你的地皮在哪里—我的地皮从哪里开始”的纠纷。随着纠纷增多，1978年后，拉兹人·纳兹米在他称之为“ofis”的办公室里，就像地契局长那样，开始在一个本子上做记录。他还给那些为了圈地从他那里购买许可证的人，发放一张类似国家地契的纸。为了提高那张纸的影响力，就像国家地契那样，他在纸上贴上拥有者的照片（他还开了一家快照店），仔细写下原拥有者的名字（他自豪地在那里写下自己的名字）、地皮的面积和位置，随后拿着他在加齐奥斯曼帕夏的一家文具店里刻制的图章，蘸上红印泥，盖上章。

“有一天国家在这里颁发地契时，会看我的记录和地契文书。”纳兹米有时自豪地说。他在茶馆里对玩麻将的无业游民们高谈阔论，他说为离开锡瓦斯最贫穷的乡村来到伊斯坦布尔却连一棵树也没有的公民提供服务，让他们在瞬间成为一个拥有地皮和地契的人，自己感到无比幸福。“纳兹米大哥，什么时候通电啊？”对于这样询问的人，他回答说有关事宜正在办理中，让人感觉如果加齐街区成为一个行政区，选举时他将是执政党的候选人。

有一天，街区后面，在纳兹米还未划分出售的空地上，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眼神恍惚、脸色苍白的人。他的名字叫阿里。他不去拉兹人·纳兹米的店铺和咖啡馆，远离是非，也不去掺和街区的闲言碎语，但他在城市的尽头，慢慢地用煤渣砖、锅子、煤气灯和床铺占据了一块边远的地皮，独自生活起来。拉兹人·纳兹米手下两个怒气冲冲的小胡子男人，提醒他说这里的地皮是有主人的。

“土地的主人既不是拉兹人·纳兹米、土耳其人·哈姆迪、库尔德人·卡迪尔，也不是国家的。”阿里对他们说，“所有的一切、整个世界和这个国家的主人是真主。而我们，在这个短暂的现世里只是他终有一死的奴隶！”

拉兹人·纳兹米的手下人，一天夜晚，对着他的脑袋打了一枪，以此提醒愚蠢的阿里，他说的最后那句话是正确的。为了不给报纸提供素材，他们在离水库不远的地方，仔细地掩埋了他的尸体，这些报纸经常指责生活在一夜屋的人们，污染了给伊斯坦布尔供水的碧波荡漾的水库。可是到了冬天，与来街区觅食的群狼搏斗的坎高犬，发现了尸体。于是警察前来调查此案。可是警察没有抓走拉兹人·纳兹米手下的小胡子男人，而是拘捕了住在离水库最近的几个锡瓦斯人，还对他们动用了刑罚。街区里的人认为拉兹人·纳兹米是幕后指使，他们写匿名举报信，但警察对此置之不理，他们凭经验和习惯，继续对那些居住在水库附近的人施以刑罚，先是棒打脚掌，随后用简单的电刑工具折磨他们。

一个宾格尔的库尔德人受刑时，突发心脏病死了，街区里的人于是揭竿而起突袭了拉兹人·纳兹米的茶馆。当时，纳兹米正在里泽的村里参加一个婚礼。他的手下们慌乱中不知所措，朝天开了几枪就落荒而逃了。伊斯坦布尔各个街区和大学里年轻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主义者，听闻加齐街区的事件后，纷纷赶来充当“民众自发运动”的先锋。

费尔哈特：两天时间里，拉兹人·纳兹米的办公室被占领了，大学生们没收了他的地契记录。随后，但凡去加齐街区，声称“我是穷人和左派”的任何人（民族主义分子报纸上写的是，“我是不信真主的人”），都可以成为土地拥有者的说法，在整个土耳其，特别是库尔德人和阿拉维派人当中迅速传开。我也就是在那时，在六年前，用夜晚会发出磷光的石块圈下了我的那块地皮。但是，跟所有人一样，我相信拉兹人·纳兹米有一天会在国家的支持下回来报复，收回地皮，因此那时我没去那里安家。当时我和麦夫鲁特一起做服务员的餐馆位于贝伊奥卢，远离加齐街区，坐公交车来回一趟需要半天时间。

我们对苏莱曼的愤怒，依然感到恐惧。谁也没想到要帮我们和阿克塔什他们和解。（在这个问题上，我对麦夫鲁特、拉伊哈、维蒂哈全都生气。）于是，我和萨米哈在加齐街区举办了一场寒酸的婚礼，悄无声息地结婚了。自然在我们的婚礼上，跟麦夫鲁特和拉伊哈的相反，没人往我们身上别黄金和一百美元的钞票。一方面，我因为没能邀请我最好的朋友麦夫鲁特来参加我的婚礼感到伤心；另外一方面，我又因为他和阿克塔什他们亲近、为了利益和法西斯们臭味相投而对他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