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在塔尔拉巴什 世上最幸福的男人（第2/3页）
有时，对于一个男人可能会像麦夫鲁特那样从不打人，雷伊罕大姐做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她说这其中也一定有我的因素。我是怎么找到“天使般的丈夫”的，我们在一个婚礼上是怎么远远地看见一次就喜欢上彼此的，麦夫鲁特服兵役时是怎么托人给我送信的，这些故事她让我讲了好几遍。她的第二任丈夫喝酒后会打她，因此在丈夫喝酒的夜晚，她只陪伴丈夫喝下第一杯拉克酒。当丈夫表现出一些打人的先兆时，比如警察审讯的回忆、匪夷所思的指控和辱骂，她就起身离开，拿着手工活来找我。有时我在楼上家里，听到她丈夫（奈加提先生）用一种文雅的语言说：“雷伊罕，我的玫瑰，回家吧，我发誓不喝酒了。”我就知道雷伊罕大姐坐在楼下的台阶上了。有时，我也带着两个女儿一起下楼，坐她身边。雷伊罕大姐说：“你下来太好了，咱们一起坐一会儿，过一会儿我们家那人就该睡着了。”麦夫鲁特出去卖钵扎的冬夜里，她就和我，还有两个女儿一起看电视、吃瓜子、讲故事、陪孩子们玩、逗她们笑。每次看见麦夫鲁特回来，她都会笑着对他说：“真棒，但愿你们永远这么幸福！”
麦夫鲁特有时觉得，自己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幸福的岁月，但他只把这种感觉存放在脑海的一个角落里，因为他觉得，如果总想着自己幸福，就可能失去它。更何况，生活中原本就有很多恼人的事情足以让人忘记那时的幸福：他生气雷伊罕大姐不仅待到很晚，还爱管闲事；看电视的时候，他生气法特玛和菲夫齐耶先是吵闹，随后一起放声大哭；“明天晚上家里来客人，我们要八到十杯钵扎。”可是第二天晚上却悄无声息，麦夫鲁特在寒风中按响门铃，可那些卑鄙的家伙连门都不给他开，为此他很恼火；在电视上看见库尔德武装分子在哈卡里袭击军用卡车，一个屈塔希亚人孩子在袭击中不幸丧生，孩子的母亲失声痛哭，看到这样的画面，他感到愤怒；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爆炸，据说风把致癌的云团带到了伊斯坦布尔上空，于是人们开始对在街上买饭吃和喝钵扎心有余悸了，他对这样的懦夫怒火中烧；他从电线里抽出铜丝，修好了塑料娃娃的胳膊，看见女儿们再次扯下娃娃的胳膊，他很气恼；电视天线在风中颤动，他可以容忍屏幕上出现的片片雪花，但当所有的图像都变得模糊不清时，他就火冒了；电视里正在播放民歌，整个街区突然停电，他因此恼怒；暗杀厄扎尔总理的新闻播到正当中，被警察开枪击中的凶手躺在地上抽搐扭动时（这个画面麦夫鲁特在屏幕上看到至少二十次），人生牌酸奶广告开始了，他怒不可遏地对坐在身边的拉伊哈说：“小贩的营生，就是被这些混蛋用含防腐剂的酸奶断送的。”
如果拉伊哈说：“明天早上你带女儿们上街，让我彻底搞一次卫生。”这会让麦夫鲁特忘记所有这些恼人的事情，因为当他抱着菲夫齐耶、用自己满是老茧的手牵着法特玛的小手走上街时，他感觉自己犹如世上最幸福的男人。卖饭回家后，一边听着孩子们说话一边打个盹，醒来后和女儿们一起玩耍（这是谁的手，我的手在你的手上，等等），或者正想着这些趣事时，在夜晚的街道上听到一个新顾客喊道，“卖钵扎的，给我来一杯钵扎！”这些都会让麦夫鲁特感到幸福。
在不问缘由、感恩地接受人生赋予的这些幸运岁月里，犹如季节更替和树叶凋零飘落，麦夫鲁特模模糊糊地发现时光在慢慢流逝；一些树木枯萎了；一些木房子突然消失了；孩子们踢球、小贩和无业游民午睡的空地上矗立起了六七层的高楼；街道上挂起了更大的广告牌和横幅。这一切就像在最后一刻发现钵扎季节或者足球联赛又将结束一样；就像在最后一周的周日晚上才明白安塔利亚体育球队1978年将被降级一样；或者像1980年军事政变后，街上逐渐建起了许多过街天桥，直到有一天他在哈拉斯卡尔加齐大街怎么也过不了街时才发现一样，因为为了引导民众走上天桥，人行道边安置了栏杆。区长打算从塔克西姆修建一条宽阔的大街到泰佩巴什，大街将在离他们住的街道五条街上面的地方穿过塔尔拉巴什，把塔克西姆和希什哈内连接起来。麦夫鲁特是从咖啡馆的闲聊和电视里的辩论中听到这个消息的，但他没当真。拉伊哈从街区里的老人和嚼舌的女人那里听来的多数消息，麦夫鲁特也都知道。他的消息则来源于街道和咖啡馆的闲聊，以及花街鱼市和英国领事馆之间那些老旧霉暗的百年公寓楼里的希腊族老妇人。
尽管没有人愿意记住或者说起，但以前的塔尔拉巴什是一个希腊族人、亚美尼亚族人、犹太族人和亚述族人居住的街区。曾经从塔克西姆后面流向金角湾的一条小河，在流经的街区有过不同的名字。（道拉普代莱、比莱吉克代莱、帕帕兹库普如、卡瑟姆帕夏代莱。）后来随着河床被混凝土覆盖，这些名字也就被遗忘了。六十年前，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河谷另一边的库尔图鲁什和费里柯伊的后背上，只有希腊族人和亚美尼亚族人在那里生活。共和国之后，对于贝伊奥卢的非穆斯林人的第一次打击是1942年实施的财产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对德国人的影响持开放态度，向塔尔拉巴什的基督徒们征收其多数人无力支付的高额税赋，还抓捕了交不起税的亚美尼亚族、希腊族、亚述族和犹太族男人，把他们送去了阿什卡莱的劳动集中营。麦夫鲁特听过很多关于这些人的故事，他们当中有的因为交不起税将店铺托付给土耳其人伙计、自己被送去了集中营；有的是为了躲避街上的搜捕好几个月不出家门的药剂师、家具师傅、举家在此生活了上百年的希腊族人。1955年9月6—7日，希腊和塞浦路斯发生争斗期间，教堂和店铺被手持棍棒和旗帜的人群抢劫破坏，神父被追捕、妇女遭强暴，之后大多数希腊族人去了希腊，没走的人也因为1964年政府的一纸法令，被迫在二十四小时内放弃了他们的家和土耳其。
在酒馆里喝到很晚的街区老住户，或者对那些住进空房子的人有抱怨的人，会悄悄地讲起这些故事。麦夫鲁特听到有人说，“以前的希腊族人比库尔德人更好。”因为政府坐视不管，现在非洲人和穷人来到了塔尔拉巴什，不知道今后会怎样。
然而一些被赶去希腊的希腊族人，仍然是地契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到伊斯坦布尔和塔尔拉巴什来看自己的房子，但不会受到很好的礼遇。谁也不愿意告诉他们说：“从安纳托利亚迁徙来的比特利斯人和阿达纳人住进了你们的房子！”因此，即便是最善意的人也会羞愧地躲避他们的老熟人。他们中有想索要房租而恼羞成怒的人；有持敌对态度的人；也有在咖啡馆里抱在一起，流着眼泪追忆过去美好时光的人。但这样动情的时刻不会持续很久。麦夫鲁特也曾见过各类流氓团伙唆使街上的孩子向来看房子的希腊族人起哄、扔石子，也正是这些人和国家以及警察联手让人悄悄地住进了希腊族人的空房子，把那些房子租给了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穷人。遇到这种情况，麦夫鲁特首先像所有人一样想说：“孩子们停下来，别这样。”但当他想到孩子们根本不会听他的话，背后的煽动者就是自己的房东时，他的脑子就乱了。“希腊人不是也抢占了塞浦路斯吗。”他想起一个自己并不完全明白的不公，带着一半愧疚，一半愤怒，离开了事发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