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们正从威尼斯航向那不勒斯,土耳其舰队截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总共才三艘船,而对方的木船纵列不断从雾中浮现,似乎不见止境。我们心里发慌,船上一阵恐惧与混乱,大多是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的划浆手们却发出了欢喜的尖叫。像其他两艘船一样,我们的船也往陆地划去,朝西前行,但无法像他们那样加快速度。船长害怕被抓后会遭受处罚,因而也无力下达鞭打执桨奴隶的命令。后来几年,我常想,我整个的人生就因为当时船长的怯懦而改变了。

而现在我却认为,如果我们的船长没有突然被恐惧征服,我的人生就会从那一刻开始转变。许多人相信,没有注定的人生,所有故事基本上是一连串的巧合。然而,即使抱持如是信念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结论:在生命中的某一段时期,当他们回头审视,发现多年来被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我也有了这样的一个时期——现在,坐在一张老旧的桌子旁写作,回想着在雾中鬼魅般现身的土耳其舰队的色彩时,我已进入了这个时期。我想这应该是说故事的最佳时机。

看见其他两艘船逃离土耳其舰队并消失在雾中后,船长重新振作起来,终于敢鞭打执桨手了,只是,为时晚矣。当奴隶受到获得自由的激情鼓舞,即使鞭子也不能让他们顺从。十多艘土耳其船只划过令人胆怯的浓雾屏障,猝然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我们的船长现在终于决定放手一搏,而我相信,他努力克服的不是敌人,而是自身的恐惧与羞愧。他命人无情地鞭打奴隶,下令备妥大炮,但奋战的热情燃起得太慢,而且很快就熄灭了。我们遭受到了猛烈的舷炮齐射,如果不马上投降,船就要被打沉。我们决定竖白旗。

我们停在宁静的海面上,等着土耳其船只靠近船侧。我回到自己的舱房,把东西归位,仿佛不是在等待将改变我整个人生的敌人,而是等候前来探访的友人。接着,我打开小行李箱,翻寻书本,沉浸在了思绪里。打开一本我在佛罗伦萨花大价钱购买的书时,我的眼眶盈满了泪水。我听到了外边传来的哀号声,来来往往的急促脚步声。我脑子里想着的是一会儿就会有人从手中把这本书夺走,但我不愿想这件事,只是思考书里的内容,仿佛书中的思想、文句及方程式中有着我所害怕失去的所有过往人生。我轻声念着随意看到的文句,仿佛在吟诵祈祷文。我拼命想把整本书铭刻在记忆中,这样当他们真的来了,我就不会想到他们,也不会想到他们将带给我怎样的苦难,而是记起自己过去的模样,有如回想我欣喜诵记的书中隽言。

那些日子里,我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人,甚至母亲、未婚妻和朋友称呼我的名字也不一样。有一段时间,我仍时不时会梦见那个曾经是我的男子,或者说我现在相信是我的男子,然后汗流浃背地醒来。记忆中的那个人已经褪色,就像早已不存在的国度,或者像从未存在过的动物,又或者像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武器一样,其色彩梦幻般虚无飘渺。当时,他二十三岁,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研读过“科学与艺术”,自认懂得一些天文学、数学、物理和绘画。当然,他是自负的。对于在他之前别人所做过的一切,他都不放在眼里,嗤之以鼻;他毫不怀疑自己会有更好的成就;他无人能敌;他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更聪明、更具创造力。简单地说,他是个普通的年轻人。这个与挚爱的人谈论他的激情、他的计划以及这个世界和科学,并把未婚妻崇敬自己视为理所当然的年轻人,其实就是我。当我必须为自己编造一个过去,而想到这一点时,我感到痛苦。但是,我这样来安慰自己:有朝一日会有一些人耐心地看完我现在所写的一切,他们会了解,那个年轻人不是我。而且,或许这些耐心的读者会像我现在所想的那样,认为这位在读着他的珍贵书籍之际放弃自己人生的年轻人,他的故事会从它中断的地方继续。

土耳其水手登上我们的船时,我把书放进行李箱,走了出去。船上爆发了大混乱。他们把所有人都赶到了甲板上,将大家剥得精光。我心中一度闪过趁乱跳船的念头,但又猜想,他们可能会在我身后射箭,或是抓我回来立刻处死,况且我也不知道我们离陆地还有多远。起初没人找我麻烦。穆斯林奴隶解开了锁链,欣喜呼喊,一群人立刻对曾鞭打他们的人展开报复。他们很快就在舱房找到了我,冲进来把我的财物抢了个精光,翻找行李箱搜寻黄金。当他们拿走一些书和我所有的衣服,而我苦恼地翻着遗下的几本书时,有人抓住了我,将我带到一名船长面前。

我后来得知,这位待我不错的船长,是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热那亚人。他问我是做什么的。为了避免被抓去划桨,我马上声称自己具有天文学和夜间航行的知识,但没什么效果。接着,凭着他们没拿走的解剖书,我宣称自己是医生。当他们带来一名断了手臂的男子时,我说自己不是外科医生。这让他们大为不快,正当他们要把我送去划桨时,船长看到了我的书,问我是否懂得化验尿和号脉。我告诉他们我懂,因此我既避免了去划桨,也拯救了我的一两本书。

但这项特权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他被带去划船的基督徒,马上恨我入骨。如果可以的话,夜里他们会在囚禁我们的牢房杀掉我,但他们不敢,因为我非常迅速地和土耳其人建立了关系。而我们懦弱的船长遭到了火刑处死。那些曾鞭打奴隶的水手,则被割下耳鼻,放上木筏任其漂流,作为一种警告。我用常识而非解剖学知识治疗的几名土耳其人,在他们的伤自行复元之后,大家都相信了我是医生。即使那些因嫉妒心而告诉土耳其人我根本不是医生的人,晚上也在牢房要我治伤。

我们以壮观的仪式开进了伊斯坦布尔。据说,年幼的苏丹也在看着我们。他们在每支桅杆上升起了自己的旗帜,并在下面倒挂上我们的旗子、圣母马利亚的肖像及十字架,让地痞流氓们朝上面射箭。接着,大炮射向天际。和日后那些年我怀着哀伤、厌恶及欢欣的复杂心情从陆地上观看的许多仪式一样,这个典礼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有人都被晒昏过去了。接近傍晚时分,我们才在卡瑟姆帕夏下了锚。他们用链条铐住我们,让我们的士兵可笑地前后反穿盔甲,把铁箍套在了我们船长和军官们的脖子上,并且耀武扬威、喧嚣地大吹从我们船上拿走的号角和喇叭。我们被带往皇宫来到苏丹面前。城里的人们成群结队地站在街头巷尾,兴致勃勃、好奇地看着我们。苏丹隐身在我们目光未及之处,挑出他的奴隶,并把这些苏丹奴隶与其他人隔开。他们把我们送到加拉塔,关进了沙德克帕夏的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