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尔之死 ◎蓝英年（第2/3页）

斯大林并未忘记巴别尔，亲自审阅他的案件，并吩咐手下人从他嘴里逼出治罪他人的口供。第一次审讯持续了三天三夜。巴别尔先不承认自己是间谍、托洛茨基分子和恐怖分子。但在严刑拷打之下后来都承认了，并作了如下招供：托洛茨基分子沃隆斯基在文化界组织了一个托派集团，参加这个集团的有爱伦堡、卡达耶夫、伊万诺夫、谢芙琳娜、利金、列昂诺夫、费定、阿·托尔斯泰等作家，还有爱森斯坦、亚历山德罗夫、米霍艾尔斯、乌乔索夫等导演和演员。沃隆斯基被流放到利佩茨克后，他同女作家谢芙琳娜还到他那里领取过指示。他是法国和奥地利的双料间谍。一九三三年在法国通过爱伦堡结识了法国作家马尔罗，后者招募了他。他向马尔罗提供有关苏联民航、俄国工农红军的装备和结构、国家经济和知识分子情绪等情报。爱伦堡嗅出他们是一丘之貉，便同他进行反苏交谈，两人一致认为必须组织起来才能采用恐怖手段反对现行制度。

如此荒谬不堪的招供，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但克格勃的审讯员要的就是这样的口供。

巴别尔所招供出的参加托派集团的作家和演员都是文化界的名流，他们之间不少人非但互不往来，而且并不认识，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曾得罪过斯大林。斯大林便为每位文化名人准备好一份“罪证”，采用的手段是逼迫受审讯的人招供他人的罪行。如从巴别尔嘴里逼供出作家皮里尼亚克的“罪证”，再逼皮里尼亚克招供巴别尔的“罪证”，这样连环逼供，每个人便有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招供的“罪证”。不仅文化名人，连斯大林的亲密战友、政治局委员们，如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安德烈耶夫等人背后也都有别人招供的“罪证”。这些“罪证”储存在斯大林的保险柜里。一旦想除掉谁，便抛出他的“罪证”。但斯大林并不轻易抛出“罪证”，有的几年之后才抛出，有的一直未抛出。巴别尔所招供的文化界同伙，除米霍艾尔斯外，一个也没被触动。而米霍艾尔斯是战后陷入所谓“犹太复国主义事件”才被除掉的。“无产阶级伯爵”阿·托尔斯泰不但未触动，后来还受到斯大林的宠幸。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斯大林一直没动爱伦堡，而几乎在所有被审讯过的文化人士的供词里都有他的名字，不少人还把他说成是他们的首领。五十年代末期在莫斯科工业学院举办的一次文学晚会上爱伦堡受到围攻：“斯大林为什么放过你？”爱伦堡回答：“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按照通常的逻辑，他早该人头落地了，可斯大林一直没逮捕他。斯大林的逻辑是凡人无法理解的。

巴别尔自知生还无望，垂死挣扎，想了却两桩心事：抢救自己的手稿；否认对同行的诬告。他请求贝利亚准许他把抄走的文稿整理出来：“有描写乌克兰农业集体化和集体农庄的手稿、记述高尔基谈话和活动的材料、几十篇短篇小说的初稿、完成一半的剧本。这些手稿都是我八年劳动的成果，其中一部分准备今年发表。”他的请求贝利亚未予理睬，因为克格勃早已把他的手稿烧毁。卢比扬卡监狱不知把多少手稿，其中不乏传世佳作，化为青烟。哲学家弗洛连斯基得知手稿被没收后哀叹道：“我一生的劳动全完了，这比肉体上的死亡更可怕。”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巴别尔上书总检察长：“前作协会员、在押犯巴别尔致函苏联总检察长。从审讯员话中获悉我的案子已转交苏联检察院审核。我将发表涉及案件实质的声明，我的声明极为重要——请让我审辩。”但检察院未传讯他。

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一张纸片上再次上书检察院：“十一月五日我曾请求检察院传讯我。我的供词中多有不实之词，诬告了许多为苏联利益诚实工作的好人。一想到我的供词不仅无助于公正的审讯，反而给祖国带来直接的危害，便痛不欲生。我现在首先要做的是清除良心上的污点。”第二封信仍无回音。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日巴别尔第三次致函检察院，字迹潦草，显然握笔已经困难了：“我曾两次请求检察院传讯我，因为我在供词中诬告了无辜的人……我被逼迫诬告爱伦堡等人有反苏意图……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谎言。我知道他们都是诚实、忠诚的苏联公民。这些诬告都是我在审讯中由于自己怯懦而招供的。”巴别尔不敢提审讯员对他的严刑拷打，因为信只能通过他们转交上去。

巴别尔两桩心事均未能了却，二十天后被枪决。克格勃档案记载：“巴别尔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七日在莫斯科被枪决。埋葬地点不详。”

苏联解冻以后，一九五四年一月巴别尔的遗孀佩罗什科娃上书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要求为丈夫平反。六月负责甄别巴别尔案子的检察官多尔仁科传唤佩罗什科娃，对她说巴别尔的案子破绽百出，但平反尚须三位知情人的证词。

高尔基第一个妻子彼什科娃和爱伦堡六月十六日分别写了证词。彼什科娃写道，她同巴别尔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在意大利相识。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高尔基在哥尔克村疗养，几乎天天同他见面。高尔基对他评价极高，认为他天才非凡，是写微型小说的高手，总是饶有兴趣地听他朗读小说。巴别尔是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巴别尔的被捕令她震惊。

爱伦堡写道，自一九二六年他同巴别尔相识后一直是要好的朋友。巴别尔是非党的共产党员，一贯谴责托洛茨基分子。高尔基曾对他说巴别尔是最完美、最诚实的作家和人。至于法国作家马尔罗，确实是他介绍给巴别尔的，但马尔罗同法国情报机关毫无关系，当时很靠近法国共产党，后来才成为戴高乐的追随者。

六月二十四日卡达耶夫也写了证词：他同巴别尔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在奥德萨省委宣传鼓动部一起工作时认识的。那时巴别尔刚从骑兵军回来，正在写《骑兵军》里的故事。一九二二年他们一起到了莫斯科，仍经常见面。巴别尔在马雅可夫斯基主编的杂志《列夫》上发表过短篇小说《盐》，深受马雅可夫斯基的赏识，称他为当代最出色的散文家之一。巴别尔无疑是苏维埃政权的拥护者，对列宁的天才极为钦佩，认为十月革命掀开了世界历史的新篇章。

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于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作出为巴别尔平反的决定：撤销原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对巴别尔的判决。然而佩罗什科娃收到的平反书上写的却是：“巴别尔于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死于服刑期间。”巴别尔分明是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六日被枪决的，为什么把死亡日期改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呢？原来平反证书上未填死亡日期，留下空白，等交给佩罗什科娃之前再对照判决书填上，但不知哪位检察官一时偷懒，未查阅判决书便信手填上一个日期，于是在今天的各种工具书和课本里巴别尔的死亡日期便成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七日了。哀哉，遗属点燃蜡烛悼念亡灵的那一天，并非亲人真正死亡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