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费里尼[1]文章有感

1989年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两百周年，也是历史上两个人物诞辰一百周年，他们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懂得如何利用民众的欲望以及他们的脆弱和轻信。

“他是大都市里的流浪汉，常常以公园里的长凳为床。他戴着一顶破旧的圆顶高帽，礼服大衣斜搭在肩膀上——这种又滑稽又可怜的装束都只是为了看上去体面些。他没有家，每天在人行道上闲逛。他没有朋友，认识他的人看他时常表现出怪异滑稽的举止，都以为他是个小丑。他确实是个小丑，却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小丑——他成为舞台的中心，他不仅是主角，还是编剧、导演、制片人和布景设计师。他的黑色小胡子成为象征性的标志，他成为百万人的偶像，一个伟大的好莱坞演员把他称为‘最伟大的演员’。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出生于1889年4月20日，距今正好一百年。”（费勒里克·莫顿，《卓别林、希特勒：作为演员的局外人》，《纽约时报》，1989年4月24日）

这个被希特勒的表演才能深深吸引的好莱坞演员就是卓别林，他也生于一百年前，比希特勒早到这个世界一百个小时。他同样是个边缘人，是社会的弃儿：他的父亲是个酒鬼，母亲从一个慈善医院被推到另一个慈善医院，他自己则以露营地和火车站为家。他不会交朋友，不会与人交流，但他还是吸引了无数的人。

卓别林在《独裁者》这部电影中成功扮演了独裁者的角色，其中有个人人皆知的镜头：在一阵胜利的狂喜中，独裁者托起了一个代表地球的气球。表演者刻意突出了独裁者分裂人格中幼稚可笑的一面，他把那种疯狂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难以确定那是否还是表演。最初，独裁者是作为一个幼稚的艺术形象出现的，突然之间他变成了一个可怕而丑陋的暴君。“希特勒也许是历史上最残暴的天才，但他和卓别林的性格方面不乏相同点，他们俩都善于利用局外人渴望介入的需要”。（费勒里克·莫顿）

“您还从当代报纸上收集类似于《傻瓜奥古斯特的学徒期》里的那些幽默剪报吗？”一位作家在采访时这样问我，这次采访曾让官方新闻界震惊长达几个月：在采访中，我说：“艺术家不必严肃认真地反对官僚，这只会抬高他们的身价，因为你反对他们，说明你把他们太当回事，无意中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权势，承认了他们的权威。艺术家把荒谬的东西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含义。在今天疯狂混乱的社会里，一切都被搅乱了，一切都被毁灭，艺术确实有被荒谬‘吞没’的危险。但是作为艺术家，即使他不幸沦为小丑，即使他要付出暂时抛弃自我的代价，他仍然要保持一种暧昧的姿态，把自己放在摇摇晃晃的跷跷板上，努力把损失转变成收获，把空虚转变成期盼。”对我而言，这个艺术家就是傻瓜奥古斯特，我与他休戚相关，而绝不是在表面上认同他的游戏，同情他的命运。

在世人眼里，艺术曾经是骄傲而浪漫的，这样的艺术哪里去了？如今艺术家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就和“傻瓜奥古斯特”一样，这是汉斯·哈同[2]的父亲对哈同的戏称，他以敏锐的直觉看到了艺术家内在的本质，这一点在画家的作品以及后来的生活中都没有如此明确地表现出来。老年时的托马斯·曼[3]，一个严肃正直的作家，把艺术家看作“荒谬古怪的精灵”、“荒谬而优秀的僧侣”、“嫌疑者”和“杂耍者”：对他来说，艺术家“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因此不是人”，他把艺术家叫作“鲁莽而严肃的天使”，在世界这个大马戏团的帐篷下，在高高的空中表演高空平衡。

在世界这个马戏团里，诗人看上去就像一个堂吉诃德那样的“满面愁容的骑士”，一个被日常生活所不容的傻瓜奥古斯特。他周围的其他人以自己的努力、机会或诡计得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而他却是个可笑的傻瓜，梦想着其他规则，梦想着其他评价标准和回报，他希望因为自己担任了这个被强加的角色而得到单独的补偿。

但是，他对同胞的了解常常深刻得令人惊奇，他和他们似乎只是最肤浅的交流，但他与他们之间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似乎是精心计划的，又像是全无准备的，那里面有一些东西看上去很神秘，表面上很晦涩难懂，甚至连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但他的同胞仍然能够看懂。他的软弱也许可以看作一种非同寻常的暗藏的力量，他的孤独成为一种深层的凝聚力，他的想象成为接近现实的捷径。我们似乎看到围绕在他周围的所有马戏团里的人，个个脸上都反射出他的面容，这是让人震撼的一刻，在极其短暂的那一秒里，马戏团里的所有观众都惊呆了。

而我们在暴君身上看到了什么？那个怯懦的流浪汉能认出这张新脸孔下的自己吗？在这张变形的面具下，没有人能看到真善美，而只有它们的反面。暴君是那个操纵的人，是那个发出命令强行执法的人，是那个根据充满邪恶、丑陋和谎言的法律进行奖惩的人。这个暴君：无数次的背信弃义、讲究而可笑的服装、一阵阵野兽般歇斯底里的尖叫、悲伤而幼稚的低语、发情野猪一般的顿足和咆哮或是吸血鬼般冰冷的僵硬。

我们不难相信，诗人小丑在噩梦中或是在流浪中已经认出了这张脸，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暴君的那种善变和仇恨已经附在了他身上。毫无疑问，这也是一张人的脸，虽然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浓妆和深深的皱纹。是的，是的，这个可怜的人——一个自负的疯子，痴迷于权力的幻想，只是一个可怜的人，一个孤独的受害者，他把软弱变成了权力，把恐惧变成了自负，把他的疾病变成了暴力和闹剧。

于是，在这个明亮的舞台上，傻瓜奥古斯特和权力小丑相遇了。他们四目相对。这短暂的对视难道不是人类所有悲喜剧的浓缩吗？这是相斥产生的吸引力，是对手相遇催化出来的强大反应吗？这两个在《地球上的生活》这出戏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演员是否势均力敌？如果不是因为离得太远，或是因为太近被遮住了视线，谁都能看出这个迅速变幻着的化装舞会上如此鲜明的对比。

一个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艺术家（还有那些没有在独裁统治下生活过的）无法忽视这两个角色之间难以逾越的道德界限。他可以在无限遥远的地方旁观，但他要做好扮演其对手的准备，并且要模仿得惟妙惟肖。他要越过他们之间的距离，好奇地、充满想象地、准确地研究他的对手，这是他的角色赋予他的任务。一对奇怪的对手：艺术家傻瓜和权力小丑，马戏团的历史难道就是历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