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卖玫瑰花的人
这种生活始于很多年前，在柏林。另一个世界。他借住在妹妹萨洛姬妮那里。离开非洲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再不必担惊受怕，几乎像个观光客似的，无忧无虑，心满意足。当然，这种新生活早晚会结束。有一天萨洛姬妮对他说：“你已经在这儿住了六个月了。我没法再为你申请签证延期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恐怕不能再待在这儿了。现实就是这样。你没法儿跟它对着干。你得考虑换个地方了。有没有想过去哪儿？想过做点儿什么吗？”
威利说：“我知道签证的事。我一直在考虑呢。”
萨洛姬妮说：“我知道你所谓的‘考虑’是怎么回事。无非是置之不理罢了。”
威利说：“我不知道能做点儿什么。我也不知道能去哪儿。”
“你从来就没觉得自己能做点儿什么。你也从来不明白男人得为自己打天下。”
“你说得对。”
“别这样和我说话。压迫阶级才这么想。他们只要自己坐稳了，就以为天下将继续太平下去。”
威利说：“你这样牵强附会，帮不了我什么忙。你很清楚我的意思。我觉得以前总受命运的播弄。在印度那会儿，我能做什么？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在英国，我又能做什么？在非洲又能做什么？”
“你在非洲待了十八年。你妻子真够可怜的。她还以为自己跟了个男人呢。她真该跟我谈谈。”
威利说：“我从来就是个局外人，现在也一样。这会儿在柏林，我又能做什么呢？”
“你是局外人，就因为你自己想做局外人。你总是选择躲起来。你这是殖民者心理，种姓主义心理。从爸爸那儿遗传下来的。你在非洲待了十八年。非洲那场伟大的游击战争，难道你不知道？”
“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了。自始至终就是一场秘密战争。”
“那是场荣耀的战争。至少开头是的。回想起来总能令人热泪盈眶。一个贫穷无助的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奴隶，完完全全从零开始。看看你做了些什么？你找过他们吗？你加入过他们吗？你为他们做过什么事吗？对于任何一个胸怀大志的人来说，这都算得上是件大事业了。但对你不是。你就躲在自己的庄园大宅里，陪着你那位有一半白人血统的娇小可爱的妻子，用枕头蒙住耳朵，一心只想着千万别有什么黑人自由战士挺着枪踩着皮靴深更半夜闯进来吓着你们。”
“不是那么回事，萨洛姬妮。在内心深处我总是站在非洲人一边，但是并没有什么仗需要我去打。”
“要是人人都这么说，那无论哪里都不可能发生革命了。我们大家都有仗要打。”
当时他们正坐在克尼塞伯克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冬天，这家咖啡馆里总是氤氲着暖意，侍者都是彬彬有礼的大学生，很合威利的口味。而现在正是夏末，咖啡馆里空气凝滞，令人感到压抑，那里的一整套仪式已司空见惯，仿佛在提醒威利——无论萨洛姬妮怎么说——时光正白白流逝，使他想起他们在教会学校里必须熟记的那首神秘的十四行诗。“而这消逝的时光就是夏日……”
一个年轻的泰米尔人走进来卖长枝红玫瑰。萨洛姬妮轻轻打了个手势，然后低下头看自己的包。泰米尔人走过来，递上一枝玫瑰，但始终同他们没有眼神交流。他无意和他们攀亲。这个卖玫瑰的人，沉着自持，满肚子自我价值。威利没有去看那人的脸，只是盯着他的棕色裤子（远方的裁缝做的）和毛茸茸的手腕上的特大号镀金手表和手镯（也许不是真金的），看出这个卖玫瑰的人在他原来生活的环境里大概只是个微不足道、不被人注意的角色。而在这里，在一个他或许知之甚少（和威利一样）的环境中，在一个他或许尚未学会理解的环境中，他仿佛被剥离了自身。他变成了另一个人。
几个星期前的某一天，威利独自出门，也见过这样一个人。他在一家印度南方风味餐馆外面停了下来，餐馆里没有顾客，只有几只苍蝇在玻璃橱窗上爬来爬去，下面摆着些盆栽植物和用以展示的米饭和薄饼，几个看上去笨手笨脚的小个子侍者（也许不是侍者，而是其他什么人，也许是非法入境的电工或者会计）躲在里面阴暗的角落，某些人心目中的东方式装潢反射出廉价的光泽。这时候，一个印度人，也可能是泰米尔人，走到威利跟前。松松垮垮的身材，倒也不算肥胖，线条柔和的宽脸膛，头戴灰色的平顶帽，上面是蓝色细线勾勒出的大方格图案，有点儿像“袋鼠牌”的高尔夫球帽，威利曾在早期的企鹅版图书的封底广告上见过：也许眼前这个人就是在模仿那些老广告里的打扮。
此人和威利聊起了那场即将打响的伟大的游击战。威利也显得兴致勃勃，甚至很亲切。他喜欢那线条柔和的笑脸。他迷上了那平顶帽。他喜欢这种带密谋意味的谈话，其理念将震惊世界。可是，当那个人说起他们需要一大笔钱，当谈话变得引人注目，威利担心起来，接着害怕了，想从餐馆橱窗前逃走，逃离粘在橱窗上的那些昏昏欲睡的苍蝇。而那个人仍然满脸微笑，柔软的唇间却蹦出长长一句尖刻的泰米尔语宗教毒咒，威利似懂非懂，最后那人的微笑消失了，蓝格子高尔夫球帽下的脸变得扭曲，散发出一种可怕的恨意。
那突如其来的泰米尔语，那包含着此人所有宗教信念的古老诅咒，那瞬时迸发的如利刃般刺出的深刻仇恨，所有这些都令威利坐立不安。威利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萨洛姬妮。从孩提时候起，他就什么事都藏在心底，在家里，在学校，都是如此。逗留伦敦的那些年，这个习惯逐渐根深蒂固。而住在非洲的十八年间，这更是成了他性格中的固定组成部分，因为他有那么多显而易见的事情要向自己隐瞒。别人告诉他那些他早就熟知的事情，他也总让别人说下去，那不是别有用心，也不是刻意为之，而只是不想冒犯别人，只是想让事情平平稳稳地过去。
现在，萨洛姬妮把玫瑰放在她的碟子旁边。她的视线追随着那个卖玫瑰的人，看着他在桌子之间走来走去。他走出去之后，她对威利说：“我不知道你怎么看那个人。但是他活得远远比你有意义。”
威利说：“没错。”
“别惹我。你这些个聪明话对付外人还行。对付我可没用。你知道为什么那个人活得比你有意义吗？因为他找到了他要打的仗。他可以逃避。他可以说自己还有其他事要做。他可以说他得谋生。他可以说：‘我这是在柏林。我好不容易才到了这里。办了那么些假文件、假签证，还得东躲西藏。现在总算都了结了。我离开了家，放弃了原有的一切。我得假装已融入这个陌生的阔地方。我要看电视，要知道些外国节目，要开始当它们真的是我自己的。我要去卡德韦百货公司，去下馆子。我要学会喝威士忌和葡萄酒。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数自己的钱，开自己的车，感觉自己和广告里的那些人一样。我会发现其实改变一切一点儿都不难，而且我会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这样。’他可以有这些虚伪无耻的想法。但是他明白他有仗要打。你注意到没有？他一眼都不看我们。他当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知道我们是他的同胞，但是他瞧不起我们。他把我们当作那种装腔作势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