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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洛厄尔就彻底消失了。每次电话一打来，妈妈就像被榨干了一样，最后爸爸只好要求佩恩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

爸爸聘请了第二位侦探。

一周周过去了，一月月过去了，我们始终相信洛厄尔会回来。我从没有搬进洛厄尔的卧室，尽管我经常睡在他的床上。这样会让我觉得离他更近，也能远离我和爸爸妈妈卧室之间的那堵墙，远离妈妈深夜的哭声。一天我在《魔戒：护戒使者》这本书里发现了洛厄尔留给我的一张字条。他知道我经常读《魔戒三部曲》，知道当我需要从夏尔郡（夏尔郡就是一个跟布鲁明顿、印第安纳一样的地方）获得安慰的时候，我就会读这本书。“费恩根本没在那个狗屁农场。”字条上写着。

这件事我谁都没告诉，因为妈妈身体条件不允许。我猜费恩之前是在农场的，后来可能是因为表现不好被送走了。此外，洛厄尔也正在着手解决这件事。洛厄尔会照顾好费恩，之后就会回来照顾我。

我从来没有想过爸爸一直在对我们说谎。

八九岁的时候，睡觉前我总会幻想我和费恩在她的农场上生活。那里没有任何人类，只有年轻的黑猩猩，这些黑猩猩非常需要有人教他们唱歌、给他们读书。我之前给我自己讲的睡前故事就是我正在给黑猩猩宝宝讲睡前故事。我的幻想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彼得·潘》。

还有一部分来自于迪士尼乐园的海角乐园。之前去迪士尼乐园玩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树屋。要是没有时刻注意我各种行为的父母，要是我是一个开心的无忧无虑的孤儿，要是我能躲在玩具钢琴下从此一直住在这里该有多好！

我会把树屋里所有的东西，树根、树干、树枝都转移到费恩的农场里。晚上我思索着在哪里装个滑轮和电线，怎么装自来水，怎么种蔬菜——在我幻想的生活里，我喜欢蔬菜——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树上完成的。睡着时我还会梦见各种小玩意儿和各种挑战。

讽刺的是，很多年以后，为了给泰山和他圣洁的猿妈妈卡拉腾地方，海角乐园里的一家被迫搬出了迪士尼乐园的树屋。

马里恩队打败了布鲁明顿南部高中篮球队，夺得了州冠军，这是他们三年连胜的第一年，开启了属于他们的紫色王朝。我觉得就算洛厄尔在也不可能改变这个结果，但他的离开却让我吃尽了苦头。比赛结束后的第二天，家里的桑树上就挂着很多卫生纸，像俗气的金属箔一样，前门旁边还放着三袋屎，可能是狗屎，但我不是很确定。那天我们在学校里玩躲避球，等我回家的时候身上都是伤痕。这一切没人打算阻止。我猜有些老师也想加入其中。

一年年过去了。

念七年级的第一天，有人在我背后贴了一张从《国家地理》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画着一个女黑猩猩粉红色的肥肥的屁股，看起来像易于攻击的目标。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只要我在大厅里出现，孩子们就极其猖狂地对我的背指指点点，直到法语课上老师发现并帮我把那张纸拿了下来。

我明白接下来我的初中生活基本上都会这样。他们会给我粘口香糖，朝我喷墨水或冲厕所的水。想到这个我的反应很激烈。于是七年级的第一天晚上，我回家把自己反锁在浴室里，打开淋浴来掩盖我发出的声音。我哭喊着想让洛厄尔回来，那时我仍然觉得他终有一天会回来。洛厄尔回来后肯定会让他们住手。洛厄尔会让他们后悔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就只需要耐心等待，继续坐在教室里、走在走廊里，直到洛厄尔回来。

我从来没对爸爸妈妈说过这些。妈妈不够坚强，要是我跟她说了这些的话，她肯定再也走不出卧室门了。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就是让自己好好的。我把这件事当成我的工作，努力完成，而且从来没跟管理部门抱怨过我的工作环境。

告诉爸爸的意义也不大。他绝对不会同意我在刚上学的第一天就退学。他帮不了我。如果他想帮我的话，也肯定是帮了倒忙。父母们不了解念初中的一些可怕之处。

所以我闭紧了嘴。那时我的嘴巴早已时刻紧闭了。

幸运的是，尽管开学第一天情况非常糟糕，但后来比我更古怪更离谱的学生取代了我的位置。有时，有人会看上去很关心地问我，我是不是在发情期。这是我的错。要是我四年级的时候没说过“发情期”这个词的话，没人会知道，很显然大家都记住了这个词。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没人跟我说话。

晚上，爸爸妈妈在卧室里谈论着为什么我变得这么安静。他们互相安慰说这早晚会发生。这是青少年典型的情绪消沉。他们那个时候也是这么过来的。过些时候我就会好起来的，还会在之前的不停说话和现在的沉默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我们偶尔会收到洛厄尔的信。他会给我们寄一张明信片，有时候在上面写一些东西，有时候什么也不写，而且每次都不签上名字。我记得有一张明信片上画着帕特农神庙，上面还盖着圣路易斯的邮戳。“祝你们幸福。”他在明信片背面写了这样一行字。这句话很难从语法上分析，也许你只能看懂一点表面意思，但有可能它就是这个意思，洛厄尔希望我们都能幸福。

1987年7月初的某一天，我们停止了寻找他。洛厄尔离开一年多了。我在家门口的路上玩，朝车库门扔乒乓球再抓住它。这种玩法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练习抓球的方法。那时我十三岁，正在度过又热又长的暑假。太阳晒着大地，空气又闷又潮。那天早上我去图书馆借了七本书，有三本是我之前没读过的。街对面，比亚德夫人朝我招手。她正在修理草坪，割草机发出像蜜蜂一样的嗡嗡声，听得人昏昏欲睡。我当时并不幸福，但记得幸福的感觉。

一辆黑色的车停在了我家门口，车里下来两个男人，朝我走过来。“我们要找你哥哥。”其中一个人跟我说。他皮肤颜色很深，但不是黑色，头发剃得很短，几近秃头。他大汗淋漓，拿出一块手绢擦了擦头顶。我也想这么做，用我的手擦擦他的头发。我很喜欢用手掌摸头发茬的感觉。

“你能带我们去找他吗？”另一个人问我。

“哥哥跟费恩在一起，”我说，把手掌在裤子上搓了搓来解痒，“他去跟费恩一起住了。”

妈妈从屋里走到门廊，招手让我过去。她抓着我的胳膊，挡在我身前，站在这两个人和我之间。

“美国联邦调查局，女士。”那个快秃顶的人跟妈妈说，给她看了一个徽章。他说哥哥是一起纵火案的犯罪嫌疑人，该纵火案造成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约翰·瑟曼兽医诊断实验室460万美元的损失。“他最好能主动找我们说说他的情况，”那个人说，“麻烦你们转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