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伦敦（第2/6页）

欢送会由一批博物馆官员——我认出了其中的馆长——和一名专职摄影师构成。两名年轻人为马歇尔夫妇撑伞，他们在柱子旁拾级而下。我犹豫不决，不由得放慢脚步，但没有驻足停步，招人眼目。人们在握手道别，马歇尔勋爵不知说了一句什么，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他拄着一根拐棍，在我眼里，这根漆棍好像已经变成某种典型标志。他们夫妇和馆长摆好照相的姿势，然后在撑着伞的年轻随从的陪伴下离去。博物馆的官员们仍然停留在台阶上。我想看看马歇尔夫妇到底会走哪条路，这样我就不会与他们迎面相逢。他们向左边的姐妹炮走去，我也尾随他们而去。

在升起的炮管和水泥炮台的掩护下，再加上雨伞倾斜着，我隐而未见，但我却依然能清楚地看见他们。他们默默地走过。人们从他的相片中熟稔了他。尽管他脸上有了褐黄斑和略带紫色的眼袋，但他那冷峻轩昂的富豪气质依然犹存，虽然已不如从前。岁月皱缩了他的脸，一点点夺走他原先的魅力。下巴缩小了，骨质也疏松了。他步伐有些蹒跚，走路有些迟缓，但对于一个八十八岁的老人来讲已经是很不错了。这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他的手却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臂，而且这根拐杖也不仅仅是用来装潢门面的。他对世界的善行经常被人传颂，也许他已花了一生的时间痛改前非。或者说，他毫不犹豫地阔步向前，过着永远属于他自己的生活。

至于我那养尊处优、抽烟成瘾的表姐罗拉，如今依旧活像一条赛狗，身材瘦溜，松身鹤骨，依然忠心耿耿。以前谁会想到这样呢？正如他们常说的，她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听起来也许酸溜溜的，可当我望着她时，我的脑海中确乎闪过这一念头。她身着貂皮外衣，戴着鲜红的宽边浅顶软呢帽。粗犷而不俗丽。近八十高龄还穿一双高跟鞋，步伐矫健，走在路上像少妇一样咚咚作响，一点也看不出她抽烟的迹象。其实，她身上有股乡村健身所所特有的气息。她在室内锻炼。如今，她比她丈夫还要高。她精力充沛，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她还有点滑稽——我是不是在捞救命稻草？她浓妆艳抹，朱唇厚粉。在这一方面，我一直是清教徒似的朴素，所以我自以为我的话并不可信。我认为她骨瘦如柴，黑黑的外衣，火红的嘴唇，分明是一个反派角色；她手持烟斗，腋下夹了只巴儿狗，活脱脱一副Cruella De Vil的风姿。

顷刻间，我们擦肩而过。我继续攀上台阶，然后在三角墙下停住脚步，在这里避雨。我看着人群向车走去。人们扶着他先上车。我看得出他是多么的虚弱。他不能弯腰，也无法单脚点地。他们只好把他抬到座位上。车子另一边的门已为罗拉打开，她身子一曲，极为敏捷地钻了进去，我看着罗尔斯轿车渐渐驶去，融入了车流。我走进馆内。看到他们，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尽量不去想它，不去感受它。今天已够我忙的了。我去寄存处存了包，兴致勃勃地与工作人员互道早安，这时候我还在想罗拉健康的身体。这博物馆有条规定，每个人必须乘电梯去阅览室。就我而言，电梯空间狭窄，闲聊是少不了的。当我说天气太恶劣了，不过周末定会好转时，我情不自禁地想着刚才在外面与马歇尔夫妇的邂逅。这次邂逅事关健康这一根本问题：也许我会比保罗·马歇尔长命，但罗拉肯定比我长命。这一情形的后果是很清楚的。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有这个问题。正如我的编辑所言，出版与诉讼是同义词。但现在我几乎不能面对这一事实。我不想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到这儿是来忙碌的嘛。

我与资料保管员聊了一会儿。我把一捆耐特尔先生写给我的关于敦刻尔克大溃退的信函交给了他——他万分感谢地收下了。这些信将与我所赠送的其他资料保存在一起。保管员给我找到了一位远程救援直升机的空军老上校，他是一位热心助人的业余历史学家。他已读过我打印稿中相关的记载，并把他的建议传真了过来。感谢上帝，他的建议尖锐却很有裨益。我聚精会神地读了起来。

“英军士兵在发‘快步走’的命令时绝对不（‘不’下面划了两道横线）会说‘On the double’，只有美国士兵才会这样说。正确的用法是‘At the double’。”

我喜欢这些雕虫小技，他用点彩派画家的手笔接近逼真，他那防微杜渐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

“没有一个人会说‘二十五磅重的炮’，要么说‘二十五磅重的炮弹’，要么说‘二十五磅重的炮弹的炮’。你的用法听上去稀奇古怪的，不是皇家炮兵的人都会这样觉得。我们就像搜索队的警察，赴汤蹈火，匍匐向着真理挺进。”

“你给皇家空军小伙子戴贝雷帽。我却不以为然。除坦克兵外，1940年连陆军还没有贝雷帽呢。我认为你最好给他戴军便帽。”

最后，上校流露出了对我的性别不耐烦的态度。他在信的开端称呼我为“塔利斯小姐”。不管怎么样，我们这类人染指这些事干什么呢？

“女士（在其下面划了三道线）——一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不可能携带‘单个千吨的炸弹’。你知不知道一艘海军护卫舰也没那么重吗？建议你再作查证。”

只是一个打印错误。我原来是想打“磅”的。我把这些订正一一记录了下来，并给上校写了一封感谢信。我按顺序整理好资料，并付清复印的费用，把一直都在用的书还到了前台，然后扔掉了零星的纸碎片。工作地方清理了我的一切痕迹。和保管员道别时，我得知马歇尔基金会将资助博物馆。我与其他工作人员握手道别，我允诺在以后鸣谢整个部门的帮助。随后，他们叫来了一名勤杂工送我下楼，管寄存的小女孩友好地帮我叫来了出租车，一个年少的门卫帮我拎包，并一直送到了人行道。

往北开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上校的信，或更确切地说，我在思量这些细小的修改给我带来的乐趣。如果我真的非常关注事实，那我原本应写一本迥然不同的书。可事已至此，书已经定稿了。当我们驶入奥尔德威治地下的老电车隧道时，我不由得这样想道。然后我恍恍惚惚睡着了。我被司机叫醒时，车已停在摄政王公园我家公寓的外面。

我把从文库中带回的书归好类，做了一块三明治，然后把衣服装进一个短途旅行箱。我在一间间熟悉的房间里来回穿梭，我明白自立的岁月即将终止。我的桌子上有一张框好的相片，那是我丈夫塞利在去世的两年前在马赛拍摄的。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会不停地问他是何人。我磨磨蹭蹭地挑选一件生日宴会穿的衣服，以此来安慰自己。这一过程的确让人有回春之感。我比一年以前瘦了许多。当我的手指在架子上摸索时，我竟把诊断忘到了九霄云外，达数分钟之久。我决定穿一件鸽灰色开司米羊毛衬衣式连衣裙。接下来一切就容易了：白色缎巾衬上艾米莉的浮雕胸针，配上漆革船形浅帮鞋——当然是低跟的——再披上黑色的披肩。我合上箱子，把它拎到门厅。箱子显得那么轻，我着实感到很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