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第2/2页）

我觉得他有点儿像巫师。他生活中的许多重大决定都与某种直觉能力相符，而很难用什么道理解释清楚。笛卡尔肯定不会是他的好朋友（拉伯雷倒有可能，笛卡尔肯定不是）。笛卡尔的哲学仿佛一件非常紧身的背心，使他浑身不舒服。尽管以密特朗总统为首的许多法国杰出人物都是他的朋友，然而，所有的法国人从喝第一瓶奶时就接受的逻辑对他来说却是有限的：他把它看作是仅仅能容纳一部分现实的模子。

除了原本就害怕话筒和照相机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不大愿意在法国电视台露面的原因。诸如“您怎么看待文学？”（或者生与死、自由与爱情）这类问题，早在学生时代就习惯于抽象的概念和分析的法国记者往往会以一种狡黠而平静的口吻提出，使得他汗毛直立。卷入这类辩论在他看来异常危险，犹如行走在布满炸药的阵地上。

其实，他最喜爱的表达方式是讲述轶事趣闻。正因为如此，他才是一个小说家，而不是散文家。也许，这是他们地理和文化上的一个特点：加勒比人是用轶事趣闻来描绘现实的。和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不同，加西亚·马尔克斯不热衷意识形态问题。他认为，卡斯蒂利亚人带给安第斯高原的许多华丽的词汇是空洞可笑的。我一直认为，他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有着同样的看待现实和理解问题的方式，以及加勒比地区所特有的共同语言。

他是卡斯特罗的密友，但是和苏联政府官员以及统治共产主义世界的阴郁的官僚没有什么交情。如果用许多欧洲知识分子的苛刻眼光来看待加西亚·马尔克斯，那么是很难在政治上理解他的。对于他来说，勃列日涅夫是一回事，而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另一回事，尽管古巴制度的许多特征都取自苏联模式。（我们对此的争论很早以前就走入了死角。）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他与正统的共产党人之间毫无共同之处。除了几个密友之外，很少有人了解他在加勒比地区作为非官方的、怀有良好愿望的大使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他和进步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自由党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个被迫在反动的、军事独裁的、亲美的右派势力与亲苏的、常常是教条主义的极左派势力之间做出痛苦抉择的大陆，他支持具有民主思想、受群众欢迎的另一种力量。这也许是他赞同密特朗的一个原因。

当然，一向支持军事独裁者的拉丁美洲右派对他是深恶痛绝的，把他视为卡斯特罗的危险的代理人。“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钱分给穷人呢？”他的敌人怒气冲冲地责问他；他们看不出马克思和圣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之间有什么差别。他们对他居然也享受资产阶级的奢侈品，如鱼子酱、牡蛎、优质香槟、豪华的旅馆、剪裁讲究的服装，还有最新式的小轿车等大为恼火。确实，他花钱十分大方，但这都是他用他的打字机挣来的，他并没有剥削任何人。

许多人听说《族长的秋天》是他自传性最浓的一本书，感到奇怪。不过我认为，从某种十分隐蔽的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他没有像他笔下的独裁者谋取权力那样去寻求声名，声名是附带着赞美和沉重的代价不期而至的。今天他所做、所说或所写的一切，都无法像过去任何时候那样自然随意。声名必须像管理权力一样来加以管理。它也是一种权力。对它需要采取一种警惕的态度，而不能过分信赖。如今他肯定有只能存诸内心而不能告之他人的事情。他青年时代和落魄时期的那种对话现在只能是内心独白了。

他全部作品的主题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植根于他自己的生活。孤独的幽灵始终追随着他，追随着寄居在阿拉卡塔卡他外祖父家的那个小男孩，追随着坐有轨电车打发凄凉的星期天的穷学生，追随着在巴兰基亚蹩脚的旅馆下榻的青年作家，追随着如今世界闻名的文学家。这个幽灵现在仍然紧随在他的左右，即使在他因名扬天下而高朋满座在穹顶餐厅度过的那些夜晚。他赢了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打败了的那三十二场战争。但是，那永远打在布恩迪亚家族身上的印记同样也是他的印记，无法摆脱。

在西班牙语中，名词或形容词可以有缩小词，表亲昵，喜爱等感情。
路易斯·布努埃尔（1900-1983），西班牙电影导演。
莫妮卡·维蒂（1931- ），意大利电影演员。
阿古斯丁·拉腊（1897-1970），墨西哥通俗作曲家、歌手。
墨西哥南部城市，邻近墨西哥城。
巴黎左岸文学和艺术名流云集的一家餐厅。
原文为意大利语单词jettatura，意为不祥的目光。
圣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1181或1182-1226），意大利修士，天主教方济各会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