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第2/3页）

门：七十年代，古巴诗人埃韦尔托·帕迪亚被捕并发表其著名的自我批评之后，我和你的好几个朋友都对古巴政权保持距离，而你却没有。你没有在我们发起的抗议电报上签名，反倒回到古巴，跟菲德尔交上了朋友。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采取了这种对古巴政权极为有利的立场？

加：因为我想掌握更加确切、更加直接的情况。政治上的成熟使我对现实采取了一种更为心平气和、更为耐心和更富人情味的谅解态度。

门：许多像你这样的拉丁美洲作家把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说成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出路。难道你不认为这种“爷爷辈的社会主义”已经有点儿过时了吗？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慷慨的理想，而是一种不怎么吸引人的现实了（你承不承认？）。波兰发生那件事后，人们不再相信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掌握着权力。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和同样腐朽的“社会主义”（带引号的）之间，你是否看到我们这片大陆还有第三条出路？

加：我没想过什么第三条出路，我认为有许多出路，也许在美洲，包括美国在内，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条出路。我认为，我们必须寻找我们自己的解决办法，同时尽可能地充分借鉴别的大陆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而获取的经验，但绝不能机械地照抄照搬，而我们一贯如此行事。最终，必然会发现一种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

门：谈到别的可能性，那么请问：密特朗政府能在拉丁美洲起什么作用？

加：最近，在墨西哥举行的一次午宴上，密特朗总统问一群作家：“诸位对法国有何指望？”结果，就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发生了争论，问题被导向谁是谁的主要敌人。在座的欧洲人异口同声地说，苏联是他们的主要敌人，他们肯定认为我们是想要对世界重新进行分配，就像人们过去在雅尔塔会议上所做的那样。但是我们拉丁美洲作家却说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最后是这样回答总统的问题的（你现在提的也是这个问题）：“既然我们大家各自都有主要的敌人，那么我要说，我们拉丁美洲今天缺少的是主要的朋友，一个社会主义的法国当之无愧。”

门：你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那种民主有可能在第三世界实现吗？

加：发达国家的民主是它们自身发展的结果，而非相反。在拥有不同文化的其他国家（例如在拉丁美洲各国）生硬地强制推行这种民主的做法是机械的、不切实际的，这跟推行苏联的制度毫无二致。

门：那你认为民主只是富国特有的一种奢侈啰？你别忘了，民主能保护你为之斗争的人权……

加：我说的并不是原则，而是民主的形式。

门：顺便问一句，你长期为人权进行斗争，结果如何呢？

加：这很难衡量，像我在人权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并不都能收到明显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有时也会出人意料。而且，在诸多因素同时并存的情况下，要衡量其中一个因素的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享有一定声誉并习惯了成功的作家，这类工作就是一所教导谦卑的学校。

门：在你所做的诸多工作中，哪一件最使你感到满意？

加：在我所做的这类工作中，给我带来最迅速、最令人激动同时也最合理的满足感的要算下面这件事：还是在桑地诺阵线取得胜利之前，现任尼加拉瓜内政部长托马斯·博尔赫要我帮他想出一条巧妙的理由，好让他在马那瓜的哥伦比亚大使馆避难的妻子和七岁的女儿安全脱身。独裁者索莫查拒绝放行，因为她们是桑地诺阵线最后一位幸存的缔造者的家属。我和托马斯·博尔赫对当时的情势分析了好几个钟头，最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有力的理由。那小女孩曾经有过肾机能不全的问题，于是我们向一位医生请教，如果那小女孩继续待在那种环境里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他的回答给了我们一条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理由。不到四十八小时，出于人道的而非政治的原因，母女俩获准出境，到了墨西哥。

但是，最令人沮丧的例子莫过于一九七九年我为营救被萨尔瓦多游击队绑架的两个英国银行家所做的努力了。他们俩一个叫伊恩·梅西，一个叫迈克尔·查特顿。由于双方没能达成协议，这两个人在四十八小时之后就要被处决了。这时，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应被绑架者家属的请求，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我设法营救。我立即通过许多中间人向游击队传递了信息，很幸运，信息及时送到了。我只要求立即就赎放问题进行谈判，他们答应了。我于是请求当时住在昂蒂布的格雷厄姆·格林，要他做英国方面的工作。游击队和银行方面谈了整整四个月，我和格雷厄姆·格林根据事先讲好的条件，都没有参加谈判。但是，只要出现了障碍，其中一方就会来找我，以便恢复谈判。后来银行家被释放了，我和格雷厄姆·格林都没有收到任何致谢的表示。不感谢倒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让我非常惊讶。后来，我左思右想，才恍然大悟：我和格雷厄姆·格林把事情办得太圆满了，以至于英国人认为我们是和游击队一伙的。

门：许多人把你看成是加勒比地区的巡回大使，当然啰，还是位好心眼儿的大使。你是卡斯特罗的好朋友，但同时也是托里霍斯、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哥伦比亚的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和桑地诺分子等的好朋友。你是一位权威的中间人。是什么促使你承担这一使命的呢？

加：你刚才提到的三个人正好都是在加勒比地区的关键时刻执政的，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幸运的巧合。只是很遗憾，这几位具有合作精神的人物，都没有能够工作更长时间。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三位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美国的吉米·卡特协调，原本可以使这个冲突频繁的地区朝着一条非常美好的道路前进。他们保持着颇为积极的接触，互通消息，对此我不仅可以做证，而且我还曾经尽可能地跟他们合作过。我认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我来说，它们是一码事，真不懂为什么要起两个名字）正处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而且也已具备摆脱长久以来的困境的成熟条件。但我也认为，美国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原因是这意味着美国得放弃他们长久以来一直享有的极不合理的特权。尽管有着种种局限，卡特毕竟是近年来加勒比地区最好的对话者，而托里霍斯、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和洛佩斯·米切尔森等人几乎同时执政对开展这种对话也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样的认识促使我在那个历史时刻发挥了一种也许微不足道对我而言却极有意义的作用。我所发挥的作用无非是在这种时候充当了一名积极进行斡旋的中间人。如果不是因为美国那场灾难性的选举选出了一个代表相反利益的人出任总统，我们的工作也许会走得更远。托里霍斯说我搞“秘密外交”，还有好几次在公开场合说我总有办法把消极的信息转化为积极的信息。我不知道这是对我的夸奖还是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