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科里诺小孩（第4/6页）

恐慌招来了更多的恐慌，玛丽坐在挤满人的公共汽车里面来来去去时（因为电车刚好中断了），听到了各式各样的谣言和奇谈怪论，她深信这一切都确有其事，又告诉了我。按照玛丽的说法，这个国家处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控制之下。“是啊，孩子，有人说在库鲁克西特拉有个锡克族的老太半夜醒来，看到就在她的草屋外面古代的俱卢人和般度人正在打仗！报纸什么的都登载了，她指着一块地方说就是在那里她看见了阿朱那和卡尔纳的战车，烂泥地上真的有车轮碾过的痕迹！天哪，还有同样糟糕的事儿呢，在瓜寥尔他们看见了詹西女王的鬼魂，有人看见罗刹像罗婆那一样有许多脑袋。他们糟蹋妇女，用一个指头就把树连根拔出来。我是个忠实的基督徒，孩子，但是他们告诉我说在克什米尔发现了耶稣基督的坟墓时我真觉得害怕。墓碑上刻着两只脚被刺穿了，当地有个卖鱼的女人发誓说在受难节那天她亲眼看见脚在流血——是真正的血，上帝保佑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孩子，这些老古董干吗又活转过来吓唬老实人呢？”我呢，睁大眼睛听着，尽管我舅舅哈尼夫哈哈大笑，我直到今天还有几分相信，在那个一桩桩事件加快速度接踵而至的病态的日子里，印度的古老的往事确实从坟墓中跳出来同它的现在捣蛋。这一切都以可怕的方式提醒这个新生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不要忘记它那神话充斥的历史，在那时民主和妇女选举权都无关紧要……因此人们普遍带有一种怀旧的渴望，忘记了自由这个新神话，又回归到他们古老的方式，像古代那样只是对自己的地区保持忠贞，对别的地区则充满偏见，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了裂缝。正如我说的，你完全不会想到，只是削掉了一根手指头，竟然会像拧开水龙头一样放出这么多的乱子来。

“孩子，母牛变得无影无踪，啐！村子里农民要挨饿了。”

也就是在这时候，我也受到了一个奇怪的妖魔的骚扰。为了让你能够弄懂我的意思，我得首先谈一谈在一个原本很正常的夜晚发生的一段插曲，那天哈尼夫舅舅和皮雅舅妈请了好些朋友来打牌。

我舅妈说话往往喜欢夸大，因为尽管《电影节目》和《银幕女神》的记者不来了，但我舅舅的家里仍然常常宾客盈门。在打牌的晚上，房子里挤满了客人，既有谈论着美国杂志上争吵和评论的爵士乐手；又有手提包里带了喷喉剂的歌手；还有乌代·仙卡舞蹈团的团员，这个舞蹈团试图将西方芭蕾和印度舞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新型的舞蹈来；还有与全印广播电台签约要在该台的音乐节上表演的音乐人；还有彼此之间气冲冲地争论的画家。大家叽叽喳喳谈政治，谈别的事情。“实事求是地讲，全印度画家当中就只有我一个人以一种真正的思想上的责任感从事创作！”——“噢，费尔迪太倒霉了，他在这以后别想再有乐团了”——“梅农？别同我谈什么黑天神。他坚持原则的时候我认识他，我自己从来没有放弃……”“啊哈，哈尼夫，对啦，最近赤色分子卡西姆怎么老没有来呀？”我舅舅不安地望了望我，说道：“嘘——什么卡西姆呀？我根本不认识叫这个名字的人。”

……公寓里人们七嘴八舌，外面航海小道上灯光明亮，人声嘈杂。出来遛狗的人从小贩手里买昌贝丽花和炒豆子，乞丐嚷嚷着讨钱，卖松米糕的大声吆喝。路灯沿着马拉巴山蜿蜒而上，像是一大串弧形的项链……我同玛丽·佩雷拉站在阳台上，把听力有毛病的耳朵对着她，听她低声说着那些流言，我背对城市，面前是挤在一起叽叽喳喳打牌的人。有一天，在打牌的人当中，我看到了凹眼睛、态度严肃的霍米·卡特拉克先生。他很有些不自然地热情同我打招呼：“嘿，小伙子！过得不错吧？当然，当然不错！”

我舅舅热衷于打拉密，但他像是着了魔似的有个奇怪的习惯——那就是他总要等到手上凑齐了十三张红桃同花顺以后才摊牌。非要红桃不可，一手红桃牌，其他的统统不要。为了追求这一无法达到的完美境界，我舅舅会把好好的三张同点子牌或者黑桃、梅花或者方块的同花顺子扔掉，使得他的朋友闹哄哄地叫好。我听见有名的吹唢呐的乌斯达德·钱吉兹汗（他把头发染黑了，因此在热天晚上，他耳朵上部流着黑色的汗水）同我舅舅说：“算了，先生，别再非得要红桃不可了，还是学大家的样子吧！”面对这一诱惑，我舅舅哈哈大笑，笑声把喧闹声都压下去了：“不，该死，见鬼，我还是要照老规矩！”他打牌就像个傻瓜，但我从来没有看到别人像这样认定目标死不放松的，心里直想为他喝彩。

哈尼夫·阿齐兹那出名的牌桌上的常客之中有一位是《印度时报》的摄影记者，他肚子里装满了荤笑话和粗俗的故事。我舅舅把我介绍给他说：“这一位就是把你登在头版的，萨里姆。他叫卡里达斯·古普塔。这位摄影师确实很可怕，真正算得上是个坏胚子。不要同他谈得太久，他会用丑事儿把你迷得头昏脑涨的！”卡里达斯一头白发，长着一个鹰钩鼻子。我觉得他有趣极了。“你真的知道丑事吗？”我问他。但他只是回答说：“小子，要是我说出来的话，你听得耳朵也会发烫的。”但是他从来不知道那个邪恶的天才，本市空前的最大的丑事的幕后人物不是别人，就是“拖鼻涕”萨里姆……我不能超前讲述。有关萨巴尔马提司令那奇怪的指挥棒的事情不到时候不能讲。尽管一九五八年这个年份本质上诡谲多变，我绝不能颠倒前因后果的顺序。

我独个儿待在阳台上。玛丽·佩雷拉在厨房里帮皮雅准备三明治和奶酪饼，哈尼夫·阿齐兹呢还在专心致志地收集十三张红桃，这时候霍米·卡特拉克走出来站到我身边。“来吸一口新鲜空气。”他说。“是啊，先生。”我回答。“嗯，”他深深呼了口气，“嗯，嗯。生活过得不错吧？顶呱呱的小伙子，我来同你握个手。”十岁小孩的手落到了“电影大王”的巴掌里（是左手，受伤的右手无奈地垂在我身边）……这会儿发生了一桩令人震惊的事儿。觉得有张纸条塞到左手巴掌里——居心险恶的纸条，被一个拳头熟练地塞了进来！卡特拉克的手握得更紧了，他压低了声音，仍然像眼镜蛇那样咝咝地响，他的话在放着绿色条纹沙发的房间里是听不见的，却完全穿透了我那只好耳朵：“把这东西给你舅妈，不要让别人看见，懂吗？不能说出去，要不我会派警察来把你的舌头割掉。”在这之后，声音又变大了，显得很亲切：“很好！见到你兴致这样高，真叫人快乐！”霍米·卡特拉克拍拍我的头，又打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