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那里边可能含有的不自然要素(第3/3页)

“还有件事相求。”免色说。

“什么事呢?”

“这个星期日早上秋川真理惠和她姑母来你家的时候,”免色说,“如果可以,那时间里想用双筒望远镜观望你家,你不介意吗?”

我说不介意。骑士团长就在旁边观察我和女友的做爱场景来着,从山谷对面用双筒望远镜观望阳台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我想恐怕还是先跟你说一声为好。”免色辩解似的说。

此人具备形式不可思议的诚实性这点,让我再次心生敬意。我们就此打住,放下电话。由于一直按着听筒,耳朵上端有些作痛。

翌日上午一封附有寄达证明书的邮件送来了。我在邮递员递出的纸页上签名,相应接过一个大号信封。拿在手里,很难为之欢欣鼓舞。经验告诉我,附有寄达证明书的邮件一般不会是让人开心的通告。

不出所料,寄信人是东京都内的律师事务所,信封里装有两份离婚协议书。贴有邮票的回邮信封也在其中。除了离婚文件,只有来自律师的事务性指示函。律师函只说我必须做的,是阅读确认文件上写的内容。若无异议,在其中一份上签名盖章寄回即可。若有疑点,请向责任律师提出,无需客气。我将文件大致过目,写上日期,签名盖章。内容没什么“疑点”。钱财性义务哪一方都全然没有发生。没有值得分割的财产,没有要争抚养权的小孩儿。极为单纯、极为明了的离婚。不妨说是面向初入道者的离婚。两个人生合二为一,六年后分一为二。如此而已。我把文件装入回信用的信封,放在厨房餐桌上。明天去绘画班时投进站前邮筒就算了事。

整个午后我都半看不看地茫然看着餐桌上的信封。看着看着,恍惚觉得信封里被整个塞入的是六年婚姻生活的重量。六年时间——那里浸染了种种样样的记忆和种种样样的感情——即将在平凡的事务信封中窒息而死,一点一点地。如此想像之间,胸口开始沉甸甸透不过气来。我拿起信封,拿去画室放在板架上,放在脏兮兮的古铃旁边。而后关上画室的门,折回厨房,把雨田政彦送的威士忌倒入杯中喝着。本来下了决心,周围天光还亮时不喝酒。但偶一为之也不碍事的吧。厨房静悄悄 的。无风,不闻车声,鸟也没叫。

离婚本身无甚问题。毕竟实质上我们已经类似离婚。在正式文件上签名盖章也没有多少不舍之情。既然是她所追求的,我这方面没有异议。那东西不过是法律手续罢了。

但是,那种状况是何以、如何导致的,其原委我无法读取。人的心与心随着时间的流移、随着状况的变化而或即或离这点儿事,我当然心知肚明。人心的变异是习惯、常识和法律所制约不了的,永远是流动性的——它自由飞翔,自由迁徙,一如候鸟们不具有国境线这一概念。

但归终——归根结底——这是一般性说法,那个 柚拒绝由这个 我搂抱,而选择被别的什么人搂抱——关于这点,关于这样的个案,就无法那么容易理解 。我现在如此承受的,我觉得是一种蛮不讲理的、刻骨铭心的遭遇。那里没有气愤(我想)。说到底,我对什么气愤呢?我感觉到的基本是麻痹感——为了缓解强烈追求谁而又未被接受时产生的剧痛而心里自动启动的麻痹感,类似精神鸦片。

我不能忘掉柚。我的心仍在追求她。但另一方面,假如同我住所隔一条山谷的对面住着柚,而我又拥有高性能双筒望远镜,那么我会通过镜头窥看她朝朝暮暮的生活吗?我想不至于。或者莫如说一开始就根本不会选择那样的场所居住。那岂不是等于为自己设了一座拷问架?

由于威士忌醉意的关系,不到八点我就上床睡了。半夜一点半醒来,再也睡不着了。天光破晓前的时间是那样漫长和孤独。不能看书,也不能听音乐,一个人坐在客厅沙发上凝视茫无所见的黑暗空间。围绕种种事情左思右想。而其大部分都不是我应该想的。

哪怕骑士团长在我身边也好,能和他就什么交谈就好了。无论谈什么。话题那东西是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听得他的语声即可。

然而骑士团长哪里也找不见。我不具有招呼他的手段。


(1) 原文是德语“nein”。

(2) 海因里希·鲁伊特伯德·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1900—1945),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战犯,曾任党卫军首脑、警察总监、内政部长等要职,德国战败后被俘自杀。德国《明镜》周刊评价希姆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

(3)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Paul 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战犯,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任宣传部长与国民教育部长。擅长演讲,被称为“宣传的天才”、“纳粹喉舌”,被认为是“创造希特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