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尔布归来

凯勒夫妇走出歌剧院时，夜已深了。在这座安静的德国城市里，空气似乎不带色彩，教堂倒映河中，涟漪荡起，倒影轻轻流动，就这样动了七个多世纪。瓦格纳是该城的一道休闲大餐，喜欢音乐的人百吃不厌。听完歌剧，凯勒领着妻子去了一家豪华的夜总会，那里的白葡萄酒远近闻名。过了凌晨一点钟，他们的小轿车这才不合时宜地亮起车里的灯，快速驶过空无一人的街道，停在一幢不大却很体面的私人住宅的小铁门前。凯勒是位壮实的德国老先生，长得很像保罗·克鲁格大叔(1) 。他先下车，站在人行道上，在街灯昏黄的暗光里，树叶投下一轮轮的影子，在人行道上抖动。接着是他妻子下车，先放下一条粗腿，然后从车里爬出来，灯光马上照亮了他的衬衣硬领和他夫人衣服边上喇叭形的小饰珠。女仆在门廊上迎接他们，压低惊恐的声音告诉他们乔尔布来过，这事惊得她到现在都平静不下来。凯勒太太长着一张又胖又圆的脸，总是面色红润，这样的容颜多少和她出身俄国商人家庭相一致。现在一听女仆的禀报，她急得满脸通红，脸上的肉也抖了起来。

“他说她病了？”

女仆压低声音说得更快了。凯勒伸出他厚实的手掌捋了捋满头银发。他的脸盘比较大，上嘴唇长，皱纹深，有点猿猴模样，现在眉头紧蹙，更显得老相。

“我可等不到明天，”凯勒太太自言自语道，拖着沉重的脚步在一个地方转圈，边转边摇头，还伸手去揭罩在她赤褐色假发上的纱网，“我们立刻到那里去。天啊，天啊！难怪足足一个月没来一封信。”

凯勒一把撑开折叠礼帽，用地道的、略带喉音的俄语说：“这人疯了。她病了，他怎么还敢再一次把她带到那个龌龊旅馆去？”

不过，他们以为他们的女儿生了病，那当然就错了。乔尔布之所以对女仆这么说，是因为这么说容易一些。实际上他是只身一人从国外回来的，回来后才意识到，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必须说清楚他的妻子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写信将妻子之死禀告岳父岳母。要说清楚实在太难了。他怎能说他宁愿独自承受痛苦，不愿受外人干预，也不愿让任何人分担自己的痛苦？在他看来，她的死太罕见了，几乎是闻所未闻的意外事件。在他看来，她的死再纯洁不过了。一股电流击倒了她，这种电流要是通到玻璃灯泡里，就会产出最纯洁、最明亮的光。

春季里的一天，在离尼斯十多公里的白色公路上，有一根被暴风雨刮倒的电线杆，她笑着摸了一下上面依然带电的电线。从那一天起，乔尔布的世界不再是有声有色的了。他的世界离他而去，就连抱起尸体赶去最近的村子也似乎是件多此一举的陌生事情。

她只好在尼斯就地安葬，害肺痨的牧师甚是讨厌，一个劲地逼问详情，却啥也没问出来：乔尔布的反应只是疲惫地笑笑。他整天坐在满是小石头的海滩上，捧起一把五颜六色的小石子，让石子从一只手滑落到另一只手。后来他没等到妻子的葬礼，就突然回了德国。

他沿着他和妻子蜜月旅行的相反路线回国，一路上把原来去过的地方又去了一遍。他们在瑞士过的冬天，现在那里的苹果花已经快要开败，但他除了旅馆，啥都认不出来了。至于黑森林地区，他们去年秋天曾到那里远足，现在料峭的春寒也没遮挡住他的记忆。在南方的海滨，他再次寻找那颗独特的圆石头，通体黑色，中间有道白色的小腰带。他俩最后一次散步之前，她曾捡起这石头给他看过。现在，他尽力沿途寻找她留下惊叹的地方：一座外形奇特的悬崖；一间农舍的屋顶，上面盖了一层银灰色的铁皮；一株黑色的冷杉树；一道白色激流上的人行小桥。还有一样东西，大家倾向于看成一种预兆：两根电线，挂着雾气凝成的小水珠，一张蜘蛛网呈放射状挂在中间。她陪着他，小靴子走得很快，两只手一刻不停地动——要么从灌木上扯下一片树叶，要么摸一下路边的石壁——轻盈、欢快的手，不知停歇的手。他看见她那娇小的脸庞，长着密密麻麻的黑色雀斑，也看见她那双大眼睛，淡淡的绿色，宛如被海浪冲刷得平平整整的玻璃碴儿那么晶莹。他心想，要是能把他俩一起看过的所有小东西都收集起来——这样他就能把逝去不久的事情重塑出来——那么她的形象就会永生不灭，她就等于永远活着。只是一到夜里，漫漫长夜让他忍受不了。一到夜里，她就莫名其妙地突然出现，吓得他毛骨悚然。他一连走了三个星期，几乎没有睡觉——现在他在火车站下了车，累得东倒西歪。火车站是去年秋天他们告别这个宁静小镇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相遇并结婚的地方。

从车站出来是晚上八点左右。站前房屋的后面是大教堂塔楼，在一抹发红的金色夕照下显得漆黑无比。车站广场上停着一排排和原来一模一样的老式出租马车。还是那个卖报人，黄昏时分的叫卖声已经空乏无力。还是那只贵宾犬，瞪着懒洋洋的眼睛，在一根戏剧广告牌的柱子跟前抬着一条干瘦的后腿，直指着一张节目单上的鲜红字母，内容是“帕西法尔”(2) 。

乔尔布的行李有一个手提箱，还有一个茶色的大箱子。一辆出租马车拉上他，穿城而过。车夫懒懒地抖动缰绳，另一只手护住大箱子。乔尔布记得，他从未直呼其名的她生前就爱乘出租马车。

市立歌剧院附近有一条小巷，巷里有一幢三层楼的老式旅馆。这是一种声誉不太好的旅馆，房间可以按星期租，也可以按小时租。墙面的黑漆已经剥落，斑斑驳驳像地图一般。昏暗的窗户上挂着破蕾丝，权当窗帘。大门毫不起眼，从不上锁。一个脸色苍白却自我感觉不错的男仆领着乔尔布穿过弯弯曲曲的门廊，门廊里散发着湿气和煮白菜的臭味。进了一间屋子后，乔尔布一见床头上挂的镀金镜框里是一幅粉红色的浴女画，便认了出来，这正是他和妻子共度新婚第一夜的房间。那时她觉得一切都好笑——有个只穿着衬衣的胖男人，就在过道上呕吐；他们怎么偏偏选中了这样一个龌龊旅馆；还有在洗脸盆里发现了一根好看的金色头发。不过她最觉得好笑的是，他俩居然从她家偷偷溜走。当时从教堂出来一回到家，她就立刻上楼去她的屋里换衣服。楼下的客人陆续到齐，等着进晚餐。她父亲穿着布料结实的礼服，猴子般的脸上挂着有气无力的笑容，拍拍这位或那位客人的肩膀，并亲自为客人斟白兰地。与此同时，她母亲领着她最要好的朋友，两人一组，参观新人的卧室。她带着款款深情，屏住气压低声音向她们展示宽大的鸭绒被、香气提神的橙花、两双崭新的卧室拖鞋——大的一双是方格花纹，小的一双是红颜色，上面绣着绒球——两双拖鞋并排放在床边地垫上，垫子有一行哥特字体题词：“我们白头偕老，至死不渝”。一会儿后，客人纷纷去取用些开胃小食。乔尔布和他妻子简单商量后，悄悄从后门溜走，直到翌日早晨特快列车开车前半小时才回家取行李。凯勒太太哭了整整一夜。她丈夫对乔尔布素有疑心（怀疑他是个穷愁潦倒的俄国逃亡文人），现在对女儿的选择恨得咬牙切齿。他还恨如今酒价太贵，当地警察无所作为。乔尔布夫妇走后，老头儿去歌剧院附近小巷里的那家旅馆察看了好几次，从此认定这幢拉着窗帘的黑房子绝不是什么好去处，一见它就让他想起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