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部大厦塔尖（第2/4页）

你的写法给人这样的印象：卡佳和我生活在一种文明高雅的上流社会。你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亲爱的女士。那个卡佳生活的上流社会环境——你愿意就称为时尚环境吧——说得好听一点，风气很落后。契诃夫被认为是“印象派”；康斯坦丁大公，一位重要诗人，被认为是上流社会的打油诗人；纯粹是基督徒的亚历山大·布洛克，写过未来主义的十四行诗，歌咏垂死的天鹅和丁香烈酒，被认为是邪恶的犹太人。诗歌专集的手抄本，法语的英语的都有，到处散发，拿到的再复制，也有失真走样的地方，连作者的名字都不知不觉地消失了，所以这些流散的诗歌就故作意外地有了个作者不详的迷人特点。一般来讲，把它们那些曲曲弯弯的东西和那些秘密抄写的、在下层圈子里流行的煽动性简单诗歌并置起来很有意思。这些男人和女人歌咏爱情的长篇独白被认为是国外抒情诗派最现代的样板，有人恰当地指出，这么认为很不到位，事实上国外抒情诗中的佼佼者是可怜的路易·布耶(4) 所写的一首，他在上世纪中叶写作。卡佳对连绵起伏的韵律情有独钟，总是充满激情地朗诵路易·布耶的亚历山大体(5) 诗歌，还怪我给某一音律铿锵的诗节挑了毛病。在这一节诗中，诗人把他的感情比作一把小提琴的弓，把他的情人比作吉他。

关于吉他，夫人，你写道：“傍晚年轻人聚会，奥尔加坐在桌子旁，用浑厚的女低音唱歌。”唉，好吧——又一次死亡，又一个你华丽文体的牺牲品。可我是多么怀念那首时髦的茨冈舞曲，余音绕梁，当时我示意卡佳唱，我来填词！我很清楚，这个舞曲不再是真正的吉卜赛艺术，这种艺术当年迷住过普希金，后来又迷住过阿波罗·格里戈里耶夫(6) ，现在却没有生气，筋疲力尽，难逃一死。每一样东西都在为她的毁灭作贡献：留声机、战争，还有各种所谓的茨冈歌。布洛克有许多天生魔力，其中之一就是他从吉卜赛歌词中听来任何语句，都能凭记忆写下来。他这么做很有道理，好像他在抓紧时间抢救吉卜赛歌词，免得太晚了全忘了。

我应该告诉你那些沙哑的嘟哝和抱怨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吗？我应该向你展现那个遥远陌生世界的样子吗？那里

垂柳细枝沉沉入睡，

低低弯向池塘。

那里，在丁香花丛的深处

夜莺在哭诉她的感情

在那里，所有的感觉被逝去爱情的回忆统治着。那个邪恶的统治者，伪装成了吉卜赛的浪漫主义。卡佳和我本来也喜欢回想往事，但我们那时没什么可回想的，于是就假想一些遥远的过去，把我们当前的快乐放回这假想的过去之中。我们把我们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转化成我们还不存在的昔日遗迹。我们试着看花园小径，看月亮，看垂柳，用现在明知往事一去不返的眼光去看——现在回头去看，就有可能看池塘上浸在水里的旧木筏，看黑沉沉的牛棚上方的月亮。我甚至假想，多亏了一点朦胧灵感，我们为后来的一些事情提前做了准备，练练自己的记忆力，想想遥远的过去，玩玩乡愁，果然到后来，当过去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如何对待，不至于让它压死。

可是你对这一切都关心些什么呢？那年夏天我去你称为“格林斯科耶”的祖上庄园小住，你描写这一段时写道，你追着我进了树林，在林子里非要我写“散发着青春活力和人生信仰的”诗。事情不完全是这样的。别人要么打网球（用一只红色的球和多尔蒂球拍，球怕很沉，弦很松，在阁楼上找到的），要么在一片杂草疯长的草坪上打槌球，每个球门前长着一株蒲公英，这时卡佳和我就到菜园去，蹲在那里，狼吞虎咽地吃两种草莓——一种是鲜红的“维多利亚”（sadovaya zemlyanika），另一种叫“俄罗斯双簧管”（klubnika），是一种有点发紫的浆果，上面经常沾有青蛙的黏液。菜园里还有我们最喜欢的凤梨类的水果，看上去还没熟，但是特别甜。我们也不直起腰来，蹲着沿犁沟走，边走边哼哼，结果膝盖后面的筋腱疼起来，肚子里沉甸甸地填满了红玉色的草莓。火热的阳光倾泻下来，那太阳，那草莓，还有卡佳野蚕丝的连衣裙，两臂下方有深色的汗渍，脖子后部汗津津的晒痕泛着光——所有这些融合为一种沉闷的欢乐感。那是多么幸福呀：没有站起来，仍然摘着草莓，一把抓住卡佳温暖的肩，听她轻柔地笑，听她咕噜咕噜地贪吃，听她在树叶下面翻找草莓时关节嘎巴嘎巴地响。对不起，我直接从那个果园离开，朝厕所游荡，果园里温室亮晃晃地刺目，林荫道旁毛茸茸的罂粟花随风摇摆。我来到厕所，像罗丹的“思想者”一样蹲坐下来，头仍然被太阳晒得发烫，这时我写了首诗。那首诗，从各个方面看，都很差劲。它有来自茨冈歌曲的夜莺啼啭，有布洛克的几句，还有无可奈何地回响着的魏尔伦：“Souvenir，Souvenir，que me veux-tu？L'automne……”(7) ——尽管秋天还遥遥未至，我的幸福却用动听的声音在附近高喊，也许就在那儿，保龄球道旁边，丁香花丛后面。那花丛下堆满了厨房垃圾，母鸡到处乱逛。每天晚上，走廊里的留声机会张开大嘴，颜色红得像俄国将军外衣的内衬一样，肆意喷涌着吉卜赛激情；要么有一个险恶的声音，配着《月藏云下》的曲调，冒充皇帝说道：“给我一支鹅毛笔，一个笔架，是时候写最后通牒了。”花园里的平台上，一个叫“Gorodki（小城镇）”的游戏正在进行：卡佳的父亲解开衣领，穿着居家软靴，一只脚跨前一步，端起一根棍子作瞄准状，好像端起步枪要开火一般，然后把棍子使劲朝小柱子组成的“小城镇”扔过去（不过离目标还好远）。这时夕阳的最后一束光轻轻拂过松树干做的围篱，在每根树干上留下一个火红的箍。夜幕最终降临，人们都睡了，卡佳和我挤在花园里一条又硬又冷、看不清楚的长凳上，望着昏暗的大房子，直到我们的骨头疼起来。一切都好像是很久以前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一般：房子的轮廓映衬在淡淡的碧空下，树叶睡意蒙眬地摇动，我俩不能自制地长吻。

在你对那年夏天的雅致描写中，用了大量的点缀修辞，但有一件我们经常忘记的事情你倒是本能地时时记得，那就是那年二月以后，国家就处在“临时政府(8) 的统治之下”。你非要卡佳和我密切地关注每一个革命事件，也就是说，你叫我二人进行着神秘的政治对话（这方面的描述长达十来页）——但我向你保证，我们从来没有进行过那样的对话。首先，我要是带着你借给我的正义感来谈俄罗斯的命运，我会觉得别扭；第二，卡佳和我彼此太投入，不会关心革命的。我只须说一句，革命留给我最真切的印象只是一件小事情：有一天，在圣彼得堡的百万大街上，一辆卡车满载着一车快活的暴徒，做了个笨拙却又精准的转向，为的是故意压扁一只路过的猫。压过去后，它就展展地躺在那儿，就像一块熨得极其平整的黑毯子（只有尾巴还能看出是猫的一部分——它笔直地挺立着，末端我以为还在摆动）。那一时刻，我突然领悟到某种高深莫测的意义。不过后来有一次，我又在一个田园般的西班牙乡村看到了一辆公共汽车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压扁了一只完全一样的猫，我心里就不再纠结那隐秘的意义了。另一方面，你夸大了我的诗歌才能，到了言过其实的地步，你还把我变成了一个预言家，因为只有预言家才能在一九一七年的秋天谈论列宁死后的绿色脑浆，或者谈论苏维埃俄国知识分子“秘密”移居国外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