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第2/3页）

几只灰白的蛾子围着一盏孤灯打转，就像木星的卫星一样。一张撕裂了的报纸在凳子上簌簌抖动。能听见列车里的某个地方有捂着嘴发出的沉闷声音，那是有人在为了顺气而咳嗽。我眼前的这片站台上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但我还是不忍从站台上收回目光，直到站台自动和我告别。

第二天早晨，只见湿漉漉的田野上一条水渠两岸长着歪脖子的柳树，远处或许是一排白杨，中间隔着一道乳白色的雾，这说明火车正驶过比利时。火车下午四点抵达巴黎。即使在巴黎只停留一夜，我也总有时间买些东西——比如一个黄铜制成的小小埃菲尔铁塔，表面粗粗地刷了一层银白色的漆。第二天中午我们登上南方快车，开往马德里，约莫晚上十点，我们半路在比亚里茨的内格莱斯火车站下了车，离西班牙边境只有几英里。

二

当年的比亚里茨仍保持着它的传统本色。通往我们下榻之处的路上两旁都是灰蒙蒙的黑莓灌木丛和杂草丛生的待售土地。卡尔顿大酒店仍在建造之中。三十六年后，陆军准将萨缪尔·麦克罗斯基才占领了皇宫酒店里的皇家套房。这家酒店坐落在从前一所宫殿的原址上，据说那宫殿建成后，身手异常矫健的巫师丹尼尔·霍姆在六十年代造访，他用一只赤脚（模仿幽灵之手）抚摸欧仁妮皇后(6) 那张善良真诚的脸。在赌场附近散步时，一位年长的卖花女画眉抹粉，满脸堆笑，截住一位散步者，将一枝含苞欲放的康乃馨灵巧地插进他的上衣扣眼里。他侧目俯视花儿含情脉脉地插进扣眼里时，左下颌的赘肉上堆起了一道凸显的褶痕。

海滨浴场沿线摆着各式各样的海滨椅和搁脚凳，上面坐着孩子们的父母，孩子们戴着草帽在海边的沙滩上玩耍。在其中可以看到我，双膝跪地，正试图用一只放大镜点燃一把捡到的梳子。男人们炫耀着他们的白裤子，这样的裤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好像洗后缩了水那样可笑。在这个特殊的季节里，女士们穿着丝绸翻领的轻便外衣，戴着大帽顶的宽边帽子，帽子上垂下绣得密密实实的白色面纱，胸前、手腕、遮阳伞上都缀着花边。微咸的海风吹在人的嘴唇上。一只迷途的金黄色蝴蝶一头撞了过来，急匆匆地飞过喧闹的海滨。

还有其他的活动和声响，是小贩们发出来的。他们叫卖花生、糖衣紫罗兰、颜色翠绿的果仁冰淇淋、口香糖丸，还有从一个红桶里拿出来的又干又硬、像华夫饼一般的东西，表面上有大片大片凸起来的皮。那个卖饼的人背着沉重的桶，弯着腰深深陷入白色沙滩，艰难地行走，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后来见过再多事情也不曾把这一幕冲淡。有人叫住他时，他就把背桶的皮带一扭，从肩上甩下桶来，砰的一声甩在沙地上，这时那桶的样子活像比萨斜塔。然后他用袖子擦擦脸，开始熟练地在桶盖上摆上带有数字和箭头的投标圆盘。箭头发着锉磨声嗖嗖飞转，一苏(7) 一块饼，大小由转盘运气决定。饼越大，我心里就越为他难过。

海水浴在海滩的另一头进行。浴场有专业人员，都是魁梧健壮的巴斯克人(8) ，穿着黑色泳衣，帮助女士们和孩子们见识惊涛骇浪。这样的救生员会托着你的背把你放在冲过来的浪头上，然后牵着你的手，等绿色的海水翻滚着泡沫整个升起，然后以雷霆万钧之势从你身后压过来，强大的冲力打得你站立不住。经过十来次这样的冲击后，像海豹一样全身水光闪闪的救生员就会把又喘又抖、鼻子里进了水的顾客领上岸，来到平坦的地方，那里有一位令人难忘的老太太，下巴上长着一撮灰白的毛，她会立刻从挂在晾衣绳上的三四件浴衣中选出一件来。在一间确保安全的小木屋里，另一位浴场服务员会帮你脱下湿淋淋的、沾满沙子的泳衣。泳衣扑通一声落在木板上，你还在不停地抖，从泳衣里跨出来，踩在这时凌乱散开的蓝色浴衣的条纹上。小木屋里散发着松木的香味。满脸皱纹的驼背服务员笑容可掬地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水，让你泡泡脚。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巴斯克语里“蝴蝶”是“misericoletea”——至少听起来是这么个词（我翻遍词典，找到七个词，发音最接近的一个是“micheletea”）——这个词从此永远存入了我记忆库中的一个玻璃小间里。

三

有一天，我在海滨浴场颜色较深也比较潮湿的地方挖泥玩，那里退潮后挖的泥最适合堆城堡。和我一起挖泥的是个法国小女孩，叫科莱特。

她到十一月就十岁了，我则在四月已经满了十岁。一块有缺口的紫色珠蚌贝壳引起我的注意，她长着细长脚趾的光脚刚刚正好踩在这块贝壳上。不，我不是英国人。她轮廓分明的脸上满是雀斑，连绿莹莹的眼睛里似乎也闪动着斑斑点点。她穿着一套现在也许叫做运动装的衣服，上身是件蓝色的针织紧身内衣，袖子挽了起来，下身是条蓝色的针织短裤。一开始我把她当成个男孩子了，后来才觉得不对，因为她纤细的手腕上戴着手镯，水手帽下面晃动着螺旋状的棕色鬈发。

她说话很快，像小鸟那样叽叽喳喳，英语法语混在一起说，英语像她的家庭女教师教的英语，法语带着巴黎腔。两年前，也是在这个海滨浴场，我曾深深喜欢上了一位塞尔维亚内科医生的小女儿，她模样可爱，皮肤晒得黝黑。如今一见科莱特，我立刻明白了这才是我的真爱。科莱特似乎比我在比亚里茨偶遇的所有玩伴都要独特！我不知为何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她不如我快活，也不如我那样受到关爱。她娇嫩柔软的小臂上有一块淤青，这勾起我的种种联想。“它掐起人来和我妈妈一样狠。”她这是在说一只螃蟹。我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把她从她父母手里救出来。我曾听人对我母亲说过，她父母是“des bourgeois de Paris”(9) ，说时还不屑地轻轻耸了一下肩。我对这种鄙视有我自己的理解，我知道她父母是坐着蓝黄相间的私家豪华大轿车从巴黎一路观光而来的（这是当年流行的游览方式），却让科莱特带着她的狗和家庭女教师了无生趣地坐着没有卧铺的普通火车来。她的狗是一只猎狐小母狗，项圈上挂着铃铛，摇摇晃晃地跟在她后面，几乎寸步不离。它精力特别旺盛，老是跳起来舔科莱特玩具桶外面的咸海水。我至今记得画在桶上的船帆、落日和灯塔，但就是记不起那只狗的名字，令人好生烦恼。

我们在比亚里茨住了两个月，我对科莱特的感情几乎超过了我对蝴蝶的迷恋。我父母不大喜欢和她父母来往，所以我只能在海边见到她。不过我时时刻刻想着她。要是发现她哭过，我心中就会涌起无可奈何的痛苦，自己也会热泪盈眶。我无法消灭那些在她单薄的脖颈上留下叮咬伤痕的蚊子，但我能和欺负过她的一个红头发男孩打上一架。这一架我打了，还打赢了。她经常给我一把还带着手上温度的硬糖。有一天我们一起俯身看一只海星，科莱特的鬈发蹭得我的耳朵发痒，她突然转过头来亲了一下我的脸。我心潮澎湃，能想到要说的只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小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