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3/8页）

抵达马斯基根，我们搀着面色蜡黄、体弱无力的奈尔斯下到码头上。这儿的湖底是沙地，浪小，使鲈鱼得以藏身，躲过那班午后的钓客。我们来到了基督教青年会，给奈尔斯冲洗了身子，吃了一顿烤牛肉，然后就到健身房。尽管奈尔斯诉说头痛，想躺一下，丁巴特还是逼他作跑步锻炼。“要是我让你躺下，你就只会躺在那儿自怨自艾，今天晚上你就打不出像样一点的结果来了。我知道你需要什么。奥吉会给你去买包阿司匹林来。你得跑步，好把吃的消化掉。”我买了药片回来，奈尔斯在那光线阴暗、空气又不流通的房子里跑了十圈后，脸色发白，四肢痉挛，坐在篮球架下直喘气。丁巴特在揉他的胸口，一面仍颇有信心地试图给他打气，可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用威吓来增强他的信心，只是说：“伙计，你的毅力呢？你的后劲哪儿去了？”把奈尔斯弄得更难受。

毫无用处。太阳已经下山，再过一小时就要出场了。我们走出健身房，坐在广场上。那儿淡水的气味很浓。奈尔斯仍然眩晕欲吐，垂着头，瘫坐在长凳上。“嗨，打起精神来，”丁巴特说，“咱们得尽力而为。”

拳赛在狮子会堂举行。奈尔斯排在第二场，对手叫王子贾沃斯基，是布伦斯威克工厂的一个钻工。观众都为他助威，特别是在奈尔斯踉踉跄跄躲开他或者把他抱住，在干硼砂闪烁的拳台上露出怕得要死的神情，呆呆地凝视着台旁的脸孔和震耳欲聋的狂热叫嚣时。贾沃斯基以越来越大的弧度挥拳追打他。这家伙身材比可怜的奈尔斯高，手臂也较长，而且据我估计，比奈尔斯大约年轻五岁。丁巴特被不绝于耳的嘘声气得快发疯了，当奈尔斯回到台角时，他对他吼道：“这个回合你要是再不至少击中他一拳，我就一走了之，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我对你说过，咱们应该坐火车来的，”奈尔斯说，“可你偏要省那四块钱。”不过，在第二个回合，他听着对他的倒彩，眼露震惊，突然斗志奋发，用他那又白又大的拳头不顾一切地朝贾沃斯基死命乱打。可是在第三个回合，他最挨不起打的肚子那里中了一拳，就此四脚朝天倒下，在可怕的呐喊和叫嚷声中，裁判员数到十时他还没起来，便被判击败，还受到假装击倒和比赛作弊的指控，急得丁巴特连忙爬到拳台第一条栏索上，朝裁判员直挥帽子，裁判员却用双手做了个马笼头，掩住了耳朵。奈尔斯弯着腰离开了拳台，在雪亮的灯光中，两眼就像死人，在石化海绵似的双腮上，拖着两条口水。我帮他穿上衣服，带他回青年会，把他弄上床，锁在房间里，然后在街上等候丁巴特，为了使他不会冲进去踢房门。可是丁巴特已颓丧万分，根本没打算这么做。他和我一起在街上走了一阵，向街头小贩买了些猪油炸土豆，然后回青年会。

第二天早上，为了付青年会房钱，我们不得不退掉回程票，丁巴特满以为这次出赛能得到一笔收入，可现在囊空如洗了。我们只好搭便车回芝加哥。途中，在圣乔过来不远的哈伯特的沙滩上过了一夜。奈尔斯把自己的拳师袍裹在身上，我和丁巴特则合盖一件油布雨衣。第二天，我们在弗林特搭上一辆拖挂车，经过加里和哈蒙德，一路上有许多码头以及硫磺和煤的堆场，在中午的空气中，在那些乌黑、巨大的帕西费奥母牛和别的柱形无头巨兽[9]之间，居然还见到火焰。不是光，是炽热的火焰，还有赤褐色的滚滚浓烟，鳞次栉比地连成大片的炼炉和厂房——在满是青蛙产卵洞的通心草地上，到处是旧锅炉或炉渣堆。要是你见过冬日的伦敦，在它那道河光即将消逝的可怕的最后时刻，张开吼叫的大嘴的情景，或者曾在十二月里，冒着严寒乘车越过阿尔卑斯山，在一片白色的水蒸气中进入都灵，你就能了解这一带的类似壮观。在拥挤的三十英里油渍斑斑的道路两旁，高炉、煤气和机器的火山，按恩培多克勒[10]的原理，生产出生铁、钢梁和铁轨；接下来是十英里疏松的城市和五英里密集的贫民区。我们在离闹市区不远处下了拖挂车，走进汤普森餐馆吃了一顿炖肉和意大利面条。那馆子邻近侦缉局，四周尽是电影公司的大型广告。没人对我们的归来有多大兴趣，因为当时艾洪家刚失了火，烧毁了起居室——马海毛沙发上全是发出焦臭的大黑洞，东方地毯遭了殃，红木长书桌和桌上那套哈佛古典名著丛书都烧焦了，被灭火机浇湿了。艾洪已提出要求赔偿两千元；可是，调查员不同意失火原因是电线短路，而是暗示有人故意放火，有人说他这是要好处费。巴伐茨基不在，我只好暂时顶替他的部分工作，可我很知趣，没去打听他的下落，我想他一定躲起来了。失火那天，艾洪太太正去看她的表亲，吉米·克莱恩则陪有病的局长去了公园。看来，老局长对这场火灾很生气。他的卧室就在起居室旁边，焦臭味好几星期都不散。他躺在那儿默不作声地皱着眉头，暗暗责怪儿子的赚钱手段实在失当。艾洪太太一直想要一套新家具，所以局长对她也怀恨——女人对家具永远不会知足，总想把家弄成个七弯八拐的窝。

“你将从保险公司骗到的那五六百块钱，我可以给你呀，”局长对儿子说，“那样我就不用在快要死的时候来闻这臭味了！威利，你知道我在生病。”此话当然不会假。艾洪挺着鹰钩鼻子，脸色惨白，神情凝重，一副承认该骂的孝顺样子，受着局长的斥责。局长下了床，身穿长内衣裤和长可及地的敞胸锦缎晨袍，虚弱无力地站在厨房里，却仍要逞强，连现成的椅背都不肯扶靠一下。“你说得对，爹，”艾洪回答说，干坏一桩事的内疚，就像两三个尚未扣紧的箍套套在他的脖子上。他毫无幽默，而是紧张地、几乎是生气地看着我。现在我终于知道了，那场火确实是他搞的，他大概在想，我渐渐地了解到他的一切秘密了。我是不会去泄露这些秘密的，不过这些事露了底毕竟有损他的自尊心。我竭力不让自己显眼，那个星期他忘了给我工资我也没有跟他提起。也许我这样做不免过于审慎，可我正处在爱夸张的年龄。

夏天过去了，学校又开学，保险公司仍没有答应赔偿。我听克莱恩说，艾洪正缠着老丹波，求他在市议会里找个人，去跟保险公司的一位副总经理疏通一下赔偿的事，我知道艾洪自己也写过不少信去，抱怨说，作为数一数二的保险经纪人，竟连一笔小小的火灾赔偿都不能解决，公司怎能指望他让客户相信，他们的损失能迅速得到赔偿呢。正如大家所料，他是向跟他生意往来最多的那家公司保的险。由他经手的光是一家哈罗威企业公司，就要付价值二十五万元资产的保险费，因此，故意纵火的证据想必实在太明显，因为我确信，那家保险公司是很想赔偿的。那些用帆布盖着、发出臭味的烧焦家具一直放在原地，直到老局长坚持不让再放在那儿，才把它们搬到孩子们玩官兵捉强盗游戏的院子里。旧货商前来提出愿意收购，他们汗流浃背，一直谦恭地在办公室外面泡着，直到艾洪肯出来见他们，回答说他不愿出售，他打算在赔偿问题解决后，把这些东西全都捐赠给救世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