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九三年》序[1]（第2/2页）

如此戏剧性的结合能够迸发出巨大力量，例如下面这个只有雨果才能写出的对白。这段对白给人带来巨大的痛苦，同时也解答情节发展的悬念：“我要逮捕你。”“我同意。”读者应该充分了解这个对白的来龙去脉，才能知道它发生在哪两位人物之间，也才能了解作者在这两句话当中蕴含的“壮丽的”深意。

“壮丽”是《九三年》和雨果其他作品的主旋律。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当中最大的悲剧冲突不在作品里，而在作者身上。雨果虽然对人和对存在有高屋建瓴的观点，他却无法将这些观点应用于生活当中。他的信仰时常心口不一，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生活中实践他的观点。

他直到去世都没有把他的人生观“转译”为概念化的语言，他没有问过自己想要成为他的主人公那样，需要什么样的想法、前提和心理准备。他对人的智慧的态度一直模棱两可。好像雨果作为艺术家的人格完全淹没了他作为思想家的人格；好像伟大的雨果无法分清艺术创作的过程和理性认知的过程（这是利用同一个意识实体的两种不同方法，它们具有和而不同的性质）；好像他一直用比喻思考，而不是用概念思考，在比喻当中暗含了太多交集的情感，还错节着纷乱的符号，和一些谈不上准确的意向。雨果好像因为接触了太多情感，而急于挥毫泼墨，记录下他的感受而不是他的认知——于是他写下了很多可以暗示他的价值观的理论，但是这其中没有一个可以表达他的价值观。

在《九三年》快要结尾的部分，雨果，作为艺术家，设置了两个极其戏剧性的场景让主要人物表达他们的观点，阐明他们立场的深层次理由：一个场景发生在朗德纳克和高芬之间，老保皇派朗德纳克在雨果的导演下一边奋力维护君主制，一边狠狠挖苦了一番这位年轻的革命派小伙；另一个场景发生在西穆尔登和高芬之间，他们在雨果的导演下发生了冲突，使得革命派内部的两股力量凸显了出来。我之所以说“在雨果的导演下”，是因为雨果作为一个思想家做不到这些：角色之间的对白没有表达什么明确的观点，它们仅仅是故事所需要的暗示和总结。当他需要处理这些理论概念的时候，他的热情、文采和情感力量都好像背叛了他。

雨果，作为思想家，几乎是19世纪的善与恶的始作俑者。他认为人的生活是无限的和“自我能动的”。他认为愚昧和贫穷是一切罪恶之源。他相信公益，但是这种信仰时而激烈，时而消弭，但他的确十分急切地希望人类能够摆脱痛苦，却不从方法入手：他想要消除贫困，却不知道财富从哪里来；他想要人们自由，却不知道应该如何保护自由；他想要全天下都是兄弟姐妹，却不知道武力和恐惧恰恰和他想要的相悖；他认为理性与生俱来，却没有看到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会导致的毁灭性后果——尽管他自己的神秘主义还不是最可悲的东方神秘主义，但是与骄傲的希腊神话十分接近，他的上帝也是一种人类完美的象征。他十分自大地崇拜着他的神，就像神是与他等同或者是他的好朋友一样。

作为思想家的雨果所认可的理论不属于作为艺术家的雨果的宇宙。由于这些理论没有被融入实际，他们实现的价值观与雨果的人生观恰恰相反。作为艺术家，雨果为这种致命的矛盾付出了代价。尽管少有其他艺术家能够描绘出跟他的世界一样欢乐的世界，他的笔触一直透着一种淡淡的哀愁。他的大多数作品都以悲剧告终——好像他无法想象他的主人公如何在世间成功，他只能让他死在激战中，让他的灵魂继续坚守他的理想；雨果好像向往的不是天堂，而是人世，人世有他永远触碰不到的美好。

这就是雨果面对的矛盾的本质：他声称自己在意识上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但是却疯狂地爱着现世；他声称自己是一个利他主义者，其实却崇拜人的伟大，而不关心自己的痛苦和弱点；他声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却从未动摇自己的个人主义；他声称自己是感性高于理性的完美代表，他的角色之所以壮丽却都是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跟随着自己的动机和欲望，对现实一丝不苟——这可以应用于《九三年》中农民的母亲，也可以应用于《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上述的这一点使雨果的人物都显得如此澄澈的秘密，去除了盲目和不理智，去除了混沌的人生漂流，乞丐都显得伟大。这是雨果的招牌，也应该是人类自尊的招牌。

那么雨果在政治哲学上站在哪一边呢？在这个被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统治的时代，他不被那些表面上看起来理想和雨果所声称的理想相同的人所喜欢，并不是一个意外。

我十三岁那年第一次读雨果，当时我置身于苏维埃俄国。要想理解雨果的本意——和他所构造的美妙的宇宙——以及雨果对我的意义，就必须在最复杂的社会条件下生活过。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很荣幸可以为他的一部小说作序，并把这本书呈现给美国大众。这本书对于我来说具有雨果式的戏剧性。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他我就不会成为一个作家。如果我可以帮助哪怕一位年轻的读者发现我在这部小说中发现的东西的话，如果我可以把雨果的作品带给应该看到它们的人，也算是我小小地回报了雨果对我的恩情。

[1]　选自维克多·雨果的《九三年》，罗威尔·拜尔译，矮脚鸡出版社1962年出版。——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