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第二章 新制度（第4/8页）

阿南德理解他的用心。父亲和儿子，互相都认为对方是软弱无能的，互相都觉得自己对对方负有责任，在某些极为痛苦的时刻，这种责任戴着面具，使一方过于夸大自己的权威，另一方则过于毕恭毕敬。

突然，来自《特立尼达卫报》的压力没有了。毕司沃斯先生被从法庭短讯、葬礼和板球比赛的栏目中调离，为周日特刊做一周特写。

“如果他们再逼我的话，”他对莎玛说，“我就辞职了。”

“是的，你已经辞职了。”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干吗要浪费口舌告诉你。”

实际上，他已经在心里拟好了许多言语犀利的辞职信，风格从辱骂到做作，从幽默到表示大度（这些信都以他祝福《特立尼达卫报》继续成功收尾）。

现在他的特写和他给伯耐特先生写的那些特写完全不同。他不再撰写声名狼藉的独眼人的采访，他撰写严肃的对盲人协会工作的调查。他不再写“我是特立尼达最疯狂的人”，他写疯人院做出的杰出工作。他的职责是赞扬，总是深入观察官方组织或人物的现实，因为《特立尼达卫报》严肃的新政策的一部分，就是展现世界上和特立尼达所有官方机构最辉煌的方面。和要忽略的事实比起来，他没有多少可供歪曲的事实：忽视孤儿院里孩子们粗糙的光脚、郁郁不乐的害怕的神情，以及不体面的制服；去接受短暂的可耻的辉煌，参观车间和蔬菜园，记录工厂、工作改善和纪律，在主任的办公室里喝一杯柠檬汁，抽一根香烟，然后拿到所要的数字；让自己也成为这怪谈的帮凶。

这些特写很难构思。伯耐特先生在的时候，只要他得到歪曲的报道和开头句，他就可以下笔如风。一句接一句，一段接一段地写，他的文章不但如行云流水而且具有整体性。现在，写着毫无感觉的文字，他绞尽脑汁。后来他变得甚至对自己的感觉也不能肯定了。他不得不先记下观点，然后把它们拼凑在一起。他写了一遍又一遍，效率很低。他抱怨持续的头痛，到星期四最后的截稿日才完成文章。文章费尽功夫，但是死气沉沉，只能给那些被采访的人带来欣悦。他也不盼望星期天的到来。他像平时一样很早起床，但并不去拿前台阶上的报纸，最后是莎玛或者一个孩子把报纸拿进来。他也尽可能地拖延读自己的文章。但是每当他翻到自己文章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照片和排版掩盖了沉闷的内容。有时候，他甚至不通读自己写的文章，只是看一些古怪的段落，寻找编辑因为不满意而做出的删节和修改。他什么也没有对莎玛说，但是他现在期望自己被解雇。他知道文章写得不好。

报社当权的人仍然高高在上。没有批评，但是也没有肯定。新的体制仍然是个被回避的话题，记者们也仍然没有像往常那样聚集在一起。在以前伯耐特先生青睐的人当中，只有前新闻编辑被一致接受，实际上，他成了办公室里的一个人物，他因为担惊受怕而形容枯槁。他住在巴拉塔利亚，每天早晨坐巴士经过拥挤、狭窄和危险的东部大路来上班。他开始担心他可能会死于路上的交通事故，留下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无依无靠。所有的行走都让他害怕，早晨和傍晚他不得不走路上下班，每天他都为事故新闻和相关的“扭曲的残骸”图片作版面编排。他不停地诉说自己的恐惧，嘲笑自己，也被别人嘲笑。但是随着下午接近尾声，他表现出的恐惧越来越明显，到了下班的时候，他已经几近狂乱，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家，但是又怕离开办公室，因为那里是他唯一感到安全的地方。

由于无人照料，玫瑰花丛生长得杂乱而艰难。枯萎病使得花茎发白，让它们的叶子呈现出病态。玫瑰花蕾很久才开出发白的残缺不全的花朵，中间爬满了小虫子，其他一些昆虫在玫瑰茎上留下亮褐色的圆形巢。睡莲水塘又塌陷了，褐色的粗糙的睡莲根从泥泞浑浊的水中探出来，水面泛着白色的水泡。孩子们对花园的兴趣是间歇性的，而莎玛声称自己已经学会不去干涉毕司沃斯先生的任何事情，她自己在花园里种了一些百日菊和金盏花，那是哈奴曼大宅的花园里除了那株夹竹桃和仙人掌之外唯一欣欣向荣的植物。

战争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到处都物价上涨。毕司沃斯先生加了薪水，但是增加的薪水被上涨的物价吞噬了。当他的薪水增加到每两周三十七元五十分的时候，《特立尼达卫报》开始发放克拉，一种生活费补贴。从此，薪水不再上涨，上涨的只是克拉。

“攻心术，”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们使这听起来就像是孤儿院的茶会，嗯？”他提高嗓门，“好了吗，孩子们？拿到你的蛋糕了？拿到你的冰激凌了？拿到你的克拉了？”

钱越紧张，食物越糟糕，莎玛也就越一丝不苟地记账，记满了一本又一本采访簿。她把这些账本都保存下来，肮脏的账本堆放在厨房的架子上。

在店铺里，争夺储存的生满象鼻虫的面粉的纠纷时有发生。警察局严密注视着市场上的摊贩，一些菜农和小农场主因为高价卖货而被罚款，甚至进了监狱。面粉仍然奇缺，而且长满了象鼻虫。莎玛的饭菜越来越糟糕。

当毕司沃斯先生抱怨的时候，她说：“我每个星期六走很远的路就是为了这里省一个子儿，那里省一分钱。”

后来，食物的话题不再被提起，但是他们开始吵架。他们的争吵持续好几天、好几个星期，这些争吵除了用词之外，和他们在捕猎村的争吵如出一辙。

“诱骗！”毕司沃斯先生会说，“是你和你们家把我诱骗到这个困境里的。”

“是的。”莎玛会说，“我猜要不是我们家的话，你现在就只配住在草房子里。”

“家！家！让我待在一个破败的营房里，每月只给我二十元。不要和我说你的家。”

“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要不是为了孩子们……”

通常，最后是毕司沃斯先生离开房子到城里去长时间散步，在一个空荡荡的咖啡馆的小棚子里吃一听鲑鱼，试图抑制胃痛，但却往往让胃痛变得更厉害；在微弱的电灯照耀下，睡眼惺忪的店主剔着牙齿，啧啧作响，露出松弛的手臂架在玻璃柜子上，玻璃柜子里的陈蛋糕上爬满了苍蝇。在此之前，城市里充满了新奇和期望，甚至连下午两点钟那最没有生气的太阳也不能破坏这种感觉。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可能会遇见那个不会生育的女主角，过去的一切可以重新开始，他将重新变成另一个人。但是现在，甚至连思考《特立尼达卫报》那些关于演讲、宴会、丧礼（所有的名字和装饰都被认真核对过）的报道也不能改变他对这城市的看法，这座城市只是这个黑洞洞的肮脏的咖啡馆的翻版：裂缝的柜台，堆在墙角的空可口可乐箱子，裂缝的玻璃柜子，剔着牙齿、等着打烊的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