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

当乔治乌一家跨过绿线，他们就和厄兹坎一家一起成为统计资料的一部分了。

超过二十万希腊族塞浦路斯人失去了他们在塞浦路斯北部的家园，四万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被迫离开南方的家。他们都成了难民。

对这两个家庭来说，尼科西亚并不是他们的家。唯有法马古斯塔担得起这个称呼。首都只是他们背井离乡的起点。

两家人分到了冲突发生后空下来的房子，有了栖身之所，厄兹坎一家在凯里尼亚，乔治乌一家在利马索尔。这两个地方分别位于塞浦路斯海岸线上，一南一北，隔线而治，相隔万水千山。

乔治乌家的新公寓比从前那栋整洁了很多，历经磨难的圣像依旧注视着他们。还有用红绳挂起来的邪眼。

伊里妮复制了一部分他们在法马古斯塔的家。在玛丽亚和帕尼库斯的帮助下，他们买了一套塑料椅摆在花园里，伊里妮织了一条花边桌布，和此刻依然静静铺在埃尔皮达大街的他们家里的桌布一模一样。这栋房子里曾有的一些物品，包括几本相册和几件瓷器，被她稳妥地存放起来，以便日后还给土耳其族主人。

她仿照法马古斯塔家中她心爱的小花园，建了一座新的。很快门边就开满了茉莉花，天竺葵还和从前一样，在花盆里怒放。她种了胡椒、西红柿和药草。两年后，他们从自己的葡萄藤上摘下了串串葡萄。

土地没有了，瓦西利斯感觉松了口气。他发现自己已走不了远道，也无法像以前那样俯身挖地除草。很多同样来自法马古斯塔的人在利马索尔重新定居，没过多久，瓦西利斯就找到了几个老朋友。他们像从前一样相聚，聊过去，也畅想未来。

对这一家人来说，比起失去了两个儿子，损失些东西算不上什么。每天伊里妮都去教堂点三根蜡烛：为马科斯、赫里斯托斯和阿里。虽然赫里斯托斯依旧没有回来，她的信仰却回来了。

瓦西利斯决定接受现实。他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赫里斯托斯是死是活了。据称，在政变后的那段短暂的内战期间，一些人虽列于失踪名单，却被同伴埋在了永远无从得知的地方。

“他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瓦西利斯说。

“只要我还能梦见他，”伊里妮说，“我就不会放弃希望。”

她所有的不过是希望而已。希望。

忙家里的事、去教堂，伊里妮靠这些坚持活着，帮玛丽亚和帕尼库斯照顾孩子也带给她很多乐趣。

乔治乌一家一直担心真正的主人会要回房子。一天，门铃突然响了。他们以为那一刻真的来到了。

瓦西利斯慢慢走去开门。从前在法马古斯塔，他们一向开着门，可在这里，情况并不一样。

门开了的一刹那，他怀疑自己需要眼镜和拐杖。门外站着一个年轻人。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瓦西利斯双腿发软。他凝聚了浑身力气，才喊出了儿子的名字。

两个男人拥抱在一起，赫里斯托斯意识到父亲几乎倒在了他怀中。相比最后一次见面，父亲老了很多。

伊里妮听到丈夫用虚弱的声音喊她，连忙跑出卧室。

“上帝，上帝……”她不断念叨着，泪水已经汹涌而出。

赫里斯托斯在一个土耳其战俘集中营里被关了好几个月，释放后，失去了父母的音讯。看到他曾经视为家乡的地方被铁丝网圈了起来，他有些无所适从，他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他们。

他们把哥哥离世的消息告诉他，他彻底崩溃了。他住进了父母卧室旁边那间黑漆漆的空房里，一年多未踏出母亲的小花园。

赫里斯托斯刚刚回归正常生活，又一个打击降临。瓦西利斯中风去世了。

“至少我们陪在他身边，亲爱的，”伊里妮对赫里斯托斯说，“而且他知道我们都在。”

伊里妮一直坚强地活着，她是为了自己的儿子。自从侯赛因在法马古斯塔为她找来了丧服，她就一直身着黑色，而且，终生如此。

帕尼库斯开始考虑表哥的提议。他的表哥六十年代末去了英国，随着他的电器连锁店的扩张，他需要内行的帕尼库斯帮忙打理。

帕尼库斯很难向岳母提起此事。赫里斯托斯已经找到了一份修车工的工作。当帕尼库斯终于鼓起勇气提起这件事，他才明白赫里斯托斯也准备要重新开始。

“我在这里能做什么？”这个理想幻灭的年轻人说，“只能坐着胡思乱想为什么事情坏到这个地步。”

巨大的内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获得了自由，而他的朋友哈拉兰博斯依旧下落不明。他指责他加入的组织，正是他们协助发动了那场改变一切的政变。

“我们自己打开了大门，让别人来侵略，”他说，“看看都发生了什么吧。”

就连伊里妮也愿意离开这个她深爱的岛国。

“如果你和帕尼库斯想去，”她对玛丽亚说，“而且赫里斯托斯去了也能高兴起来，那我就去。我可以不时回来给你父亲扫墓。他不会介意我没有每天守着他……”

在朋友与亲戚的帮助下，他们搬去了伦敦北部。

在凯里尼亚，厄兹坎一家也在尽全力开始新生活。阿里依旧下落不明。家人的照片也被人抢走，他们比以往更加难过。没有了照片，阿里的样子在他们的记忆中越来越模糊。他们还能认出他吗？

埃米内很快在发廊里找了份工作。她没办法只是坐在家里等。忙着洗头发、剪头发，可以暂时让她分散些对儿子的牵挂。

几年后，岛国北部的旅游业渐渐恢复。侯赛因一直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和他父亲一起在餐馆厨房里工作。然而，工作再也没有带给他挑战，他越来越无聊。

他现在的最大兴趣是排球。他实现了自小的愿望，入选了土耳其族塞浦路斯队。有那么一年多，他都因为实现了梦想兴奋不已。可他的满足并没有持续太久。北塞浦路斯并不是一个国家，方方面面都有禁令，体育代表队也受限。

“根本没有意义，”他对父母大声抱怨，“要是打不了大型比赛，又有什么意思？”

这个岛本来就小，还得住在限制区里，种种制约令人压抑。对像侯赛因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就如伸出胳膊就碰到了墙壁。他渴望把墙推倒。

一天，穆罕默德放学回家，问了母亲一个新问题。这让埃米内觉得他们是时候离开了。

“还记得我们在酒店里认识的朋友吗？”他问，“现在我是不是应该憎恨他们？”

埃米内一再向他强调他不应该恨他们，可她意识到，她的小儿子将一点点忘记曾和那家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亲密相处的日子。越来越多的胜利纪念碑在北方拔地而起，地名和街道名都变了，大批土耳其人来这里定居，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埃米内劝说家人离开。她不再爱这里，哈里德也有此意。唯一让他们舍不得的，是阿里一直没有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