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 42

流动马戏团的那一段可能是这十三年的一个好的终曲。这段时期显然是他与贝尔特生活在一起的最后阶段，但是并没有任何可靠的日期向我表明从中欧大张旗鼓的归来是在对于这三个人来说灾难性的一八九九年或这之前的两三年。生活很少会敲锣打鼓地向人宣布灾难的来临的。

不管怎么说，在这种人的命运中属于宿命的奥斯坦德，对于米歇尔来说变成了一个居留地。一八八九年获得特赦之后，他一直在避开里尔和黑山，而在费埃城住了下来。但是，也许加布里埃尔离婚之后在费埃城受到冷眼相待，而赞成她离婚的贝尔特和米歇尔也觉得在那里不受欢迎，所以便离开了那里。这只是一种假设。假定费埃城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消失则更简单一点。自一八九四年起，当时已加入本土保卫军的米歇尔，向军事当局表明他重又住在国外：他选中了奥斯坦德，在俄罗斯街租住了一个公寓房。他在那儿没住多久，但是，至少这次被假定为稳定的逗留提供了赌场和大海的双重乐趣。

我们不知道这几个人是否在那儿度过了整个一八九九年夏季，或者是否在上一个夏季，米歇尔在那儿没有闲着，或是坐上班什号（如果他当时还有它的话），或是乘着拖网渔船去海上远航，并且经常邀请亨利·阿瑟·琼斯一块儿前往，后者是当时一个时髦、平庸的英国剧作家，跟他在一起，米歇尔可以陶醉在对伦敦的回忆之中。他大概有时也从奥斯坦德跑到里尔去，里尔有一些放高利贷的人主动借钱给他，可以等他母亲去世后再还（“阔绰的生活”需要这种交易）。正是在这两年中的一年，贝尔特突然感到头晕，要求在沙丘中一座孤立别墅的门槛上坐下歇息，而他们也就这样结识了别墅的女主人V男爵夫人，一位和蔼的老夫人，对音乐和书籍很有兴趣，后来便常邀请这三个法国人坐着双排四轮马车在她的领地上畅游。在这些“季节”中，在堤岸上的上流社会中出风头尤为精彩，外国的上流社会与当地的上流社会的人、金融家和利奥波德二世身边的美人儿们融合在一起。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在那儿参加了“时尚时刻”的表演，她们穿着白色的又薄又透的衣裳，披巾和裙子被海风吹拂，大草帽用胳膊压住。姐妹俩喜欢穿一样的服饰，唯一的不同是一条腰带和一只耳环、一只戒指或一只首饰别针的颜色有所差异：一个戴红宝石，另一个则戴绿宝石。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贝尔特死在俄罗斯街的那套公寓房里，而四天后，加布里埃尔也在那里死去，当时她们分别是三十八岁和三十三岁。

除了后来有两三次米歇尔随便地提了一句而外，他从未跟我谈起过那令人心碎的一周。我的异母兄长死后，他的儿子们在季刊《手册》上发表了几期他的回忆录，主要是让家中亲戚以及一些朋友看的，其中提到了一句，说是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是在“动了一次小手术”之后死去的。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米歇尔是否事先知晓，更不用说是赞同现在看来似乎是一次不慎的手术，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是否在那不可挽回的手术时在场。那种“服装季”早已过去了，也许他们迟迟未离开奥斯坦德是因为米歇尔对秋风阵阵情有独钟。应该说两姐妹的死正是因为那种秋风瑟瑟、海浪汹涌的气候所致。当然啰，他们几个在这个时髦的小城里是“认识所有的人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是没有朋友的，只有V男爵夫人因为喜欢过了季节还滞留在沙丘中的别墅里，才或多或少地前来看望两个死者及未亡人。我倒是希望相信她在尽力地帮助这个茫然失措的男人，使他能重新生活，不久之后，她把他介绍给了费尔南德·德·卡·德·马，后者不久就成了我的母亲。

贝尔特和加布里埃尔临终时独自分住在两个房间里，可长期以来，她们一直是共同生活的呀！屋里条件很差，相互又没有个照应，我在设想，米歇尔一定是在两个房间之间跑来跑去的。这次“惨案”的制造者，一个名叫伊尔什的医生的妻子表面上是在承担护理的职责，那也许是为了掩盖医生的错误或疏忽的蛛丝马迹，也许是想通过照料两个垂死者而得到一些钱财——似乎有一些值钱的东西不翼而飞了，起码，放在梳妆台上的一些戒指、耳环是不见了。

“你母亲没有得到一个女人在这种状况之下本该得到的照料。”许多年之后，我听见米歇尔在跟他儿子这么说，以此来谴责伊尔什医生及其太太。但是，事实却是米歇尔似乎并没有找过其他医生来诊治一下。后来，他斥责自己的儿子，说他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只知道在堤岸下玩老虎机，只知道在一个庙会上打枪和滑滑梯；他说他儿子简直不像十四岁的小伙子，一点儿也不知道悲伤。不过，他肯定是自己太忧伤了，也就忘了自己的儿子也是很悲伤的。

至于仆人们，在这个悲剧期间，没有见到他们的人影，也许他们偷了一些银餐具或女士们的丝绸裙子溜走了。两姐妹临终前是笼罩在某种寂静肃穆同时也是一片混乱之中的。米歇尔按年租住的那套带家具的公寓房可能位于有钱的外国人夏天来住的那些大楼之中的一栋里；大楼在这个十月的日子里大概几乎是空的，但是管理人或房东肯定害怕病痛和死亡的消息会吓跑了最后的那些房客——即使不是旺季，临终之人也都是在泉城或海水浴城的僻静之处等死的。

我希望活不了几天的加布里埃尔不知道她姐姐先她而去了。米歇尔现在只在伺候一个垂死的女人了。在最后的那几个小时，加布里埃尔要求神助。米歇尔赶紧跑到教区去找神甫，可本堂神甫和副本堂神甫却不肯劳动大驾，他们知道加布里埃尔是个离婚的女人，这肯定是他们之所以那么冷酷的原因，因为那个时代的神职人员比今天态度更加强硬。米歇尔一直没有原谅这两个神甫蛮横的拒绝态度。

他还跟我说（这是他告诉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细节），L男爵亲自前来护送加布里埃尔的灵柩前往可能安葬的费埃城，他好像特别担心这个意外的花费——这个一直拮据的男人会这样并不令人感到惊奇。贝尔特被葬于巴约勒的地下墓穴里。我纯属偶然地保留下了两位死者的遗像，是圣叙尔皮斯广场的一位厂主弄的。贝尔特的那一张很平常，配有卡洛·多尔奇的圣母像，大概是里尔的造纸厂主送给那一年所有的鳏夫以纪念亡妻的那种遗像，我可以从那张遗像上看出死者在病重无法救治时所表现出的忍耐，而且我可以肯定她将在天上继续爱她的亲人们。而加布里埃尔的那张遗像也许更加显眼，令人产生怜惜之情。在一张圭多·雷尼的耶稣像的背面写着：“上帝让她经受了长期的苦痛，而在净化了她的灵魂之后，使她配得上他的爱了。”这句经文内含斥责以及对上帝做了或没做的一切的过度肯定，米歇尔对此似乎并不喜欢，他可能觉得这对死者太苛刻了，而且也过于肯定上苍的公正。这两张遗像上都没有当时那种惯常的、哪怕是虚假的提示，表明那两个女人死的时候是做过宗教仪式的。这种诚实无论是来自米歇尔还是男爵，都是值得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