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的巡礼 12（第4/8页）

于是，在这些环境中，笼罩着一股凝滞的氛围，可这里的生活并不比别处更糟糕，甚至从某些方面来说，比我们的生活还更明智。这些早已不起领导作用的领导阶层越来越没有见识，也不再吹嘘他们的智力。艺术家是个遭人蔑视的贬义词。对于天主教堂里的彩色玻璃窗或壁画，阿尔蒂尔了解得比犹太古董商或是英国圣公会的艺术鉴赏家还要少。“基督诞生的子夜”是夜半弥撒中最好的时刻。有关缪塞，他们只记得他影射伏尔泰的“丑陋的微笑”那些话。维克多·雨果是个危险的革命党，他糟践了比利时对他的好客情谊，他在布鲁塞尔的街垒广场挨了几下石头那是活该。特鲁瓦总督的老朋友，临时政府的前阁员，火暴性子的让德比安竟然把这些计策与原则都不清不楚的法国流亡者请到家里去，真让人惊异不已。每逢到阿克兹做客，阿尔蒂尔总要愤愤地评论费尔南表弟的激进主义和奥克塔夫表兄带些玫瑰香水气味的自由主义论调。伊雷内姨妈真不该为了讨好她的两个儿子，邀请那个被驱逐法国的邦塞来开文学讲座，除非她约定讲座中要谈一谈博絮埃的作品。

在前几代某些成员的生活环境中，老百姓的精神状态本来还很活跃，但很快也变得迟钝麻木了。他们觉得国家是觊觎家庭遗产的敌手。对于故去先人毫无例外的谀墓悼词就是说老人家善心大度，其实这一点大可怀疑。实际上，基督徒慈悲行善的顶峰时代在这个圈子里早已结束了。从那以后，照顾囚犯、弃儿和疯子这类慈善事业都由公众机构去管，人们再也不过问管理得怎么样，再说，对待囚犯太好反倒是不对的。一个理想主义的瑞士人费尽力气创办的红十字会，大家还并不看好，就是因为那瑞士人出身于新教。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玛蒂尔德夫人即将诞生的一个小女儿才在红十字事业中贡献了她一部分的年华。夫妇俩给天主教的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精心分配着善款数额，不过如果玛蒂尔德为村子里的善举捐助的款项超出了阿尔蒂尔预定的数目，她就巧妙地提醒他早就答应过这件好事，于是也就得到了必要的现钱。严寒的冬天，他们给安分守己的穷人分发木柴和被褥，刁顽的穷人什么也得不到。矿井里发生的灾难事故震动了每一个人，但阿尔蒂尔从来也没有想到利用他矿井股东的影响力去给死伤的矿工家属谋求一丁点的抚恤津贴，也没有想到采取任何最初步的安全措施：这些都是公司经理们的事，他们的职责首先在于给股东的资本带来赢利。有一个来历不明的法国人写了一些诗，因为伤风败俗受到谴责，他用恐怖的笔触描写一些眼睛被挖掉的白头翁，在店铺的鸟笼或比利时人的后院里发出令人心悸的呼叫声。如果说苏阿雷的厨房窗台上就有这么一个鸟笼，那也很可能，心地善良的玛蒂尔德绝对不会提出任何抗议。这就是习惯成自然的恶果。

阿尔蒂尔和玛蒂尔德是享有特权的人，但他们却不自知，凭借着他们的地位或上帝的意志才占有了财富，他们甚至没有想到应当庆幸。住在苏阿雷的这对夫妇也一点没有意识到，生活在安全暂时丝毫不受威胁的时代和国度是一种福气。他们的祖先可不像他们这么幸运。他们的后代更是倒霉，被若隐若现的革命吓得发抖。这里也像法国一样，很可能闹起革命，而人们并没有把握能将革命及时地遏制下去。的确，每个时代都有打仗的份额：恰好足够填满报纸上的新闻和给《画报》提供悲剧性的题材。皮埃蒙特战役像是一次潇洒的远距离军事巡游；在索尔费里诺这个屠宰场，法国佐阿夫轻步兵团的红裤子比流出的人血还要使人惊诧。新大陆，南北战争的炮声隆隆，阿尔蒂尔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去过，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那是美洲新教徒之间要算清的账。对墨西哥的征服成了个悲惨的传奇，大公干脆被处决，他的妻子，比利时的公主发了疯，这一切在苏阿雷引起了震动，从城堡的主人到厨下的丫头都惊骇不已。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的战争只不过是地方性的冲突，没有引起什么兴趣。但萨多瓦战役就招致了更多的不安：天主教的奥地利被普鲁士人打败了，这是件可怕的事，但终于建立起了德意志邦联，弗罗兰不禁露出欢欣模样。

在凡尔赛宫的明镜厅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国时，弗罗兰的欢欣更增长了，她在孩子们的课室里挂了一幅戴着黑白红三色领带的皇帝陛下的雕版画像，大家也没有想起让她把这画儿摘下来。说到底，她的主人并不是法国人。由列强允诺的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让大家感觉到事不关己。但是这一次，可怕的现实已经临近，听到有些地主被当做人质枪毙了，阿尔蒂尔吓得发抖。玛蒂尔德很可怜那些饥寒交迫的巴黎人。接下来的巴黎公社也造成了恐慌。但人们还算放心，觉得在那个吵吵闹闹的南方邻居那里，暴力事件是经常发生的。凡尔赛宫枪毙人的放枪声，预告着要恢复秩序，这枪声只隐隐约约地传到苏阿雷，那是一八七一年美丽的五月傍晚，玛蒂尔德正怀上了她最后一个孩子费尔南德。就在同一个时期，在里尔或是阿拉斯一所耶稣会办的中学里，那个后来有朝一日娶了费尔南德的十八岁男孩，流着愤怒的眼泪撰写了一篇颂词，赞美死难的公社烈士，为此，他差一点遭到流放。

我说过，在这个圈子里，笃信虔诚特别是女人的事儿。每天早上只要有可能，玛蒂尔德就早早起床，夏天在五点半，冬天六点钟。为了不吵醒阿尔蒂尔，她小心翼翼地下了床，准备到村子里的教堂去参加早晨的弥撒。一个女仆起得比她还要早，在盥洗室里放一罐热水。玛蒂尔德把最后几个发卡别到头发上，匆匆照一下在熹微晨光里仍然发灰的镜子。虽然她对赶时髦的兴趣减弱了许多，但穿裙子时仍感到有些遗憾：多么不凑巧，撑开的曳地长裙已经没有人穿了。那种裙子那么宽大，在某些时候穿起来特别舒服……她从一张独脚小桌子上拿了她的祈祷书，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把宅子交给仆人们，让他们打扫灰尘，用茶水刷洗地毯上的污渍。

教堂离城堡只隔着一片草场。玛蒂尔德很喜欢这条捷径。她谨慎地用木底皮面鞋踏着棕黄色的草丛，尽量避开冰块和雪堆。夏天，走这短短的路程是一件乐事，但玛蒂尔德并不完全承认除了能赶上早祷之外，在田野里自由自在地漫步也是一种愉快的体验。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但并不是每天，走进教堂之前，她先到小院子里看看，那里住着她钟爱的两个幼子。为了表示谦逊，她不坐城堡专用的长凳，而跟大家一起坐在正殿里。此外，教堂里只有寥寥数人，玛蒂尔德像当时许多忠实的信徒一样，并不读祈祷书里拉丁祷词的译文，虽然这些她也能背诵。她随着她自己的祈祷时跪时起。她大量祈祷，也许有时朝寒酸丑陋的教堂里聊作装饰的一座石膏塑像喃喃低语。当伊雷内姨妈周日要来串门时，她就乞求天气晴朗，为的是可以把桌子抬到露台上的几棵栗树底下，希望阿尔蒂尔满意她挑的水果和鲜花；她的身体原本娇弱，她为自己的健康祈祷，乞求有足够的力气把身上的包袱背负到底；如果她的力气不够，就求上帝原谅她的缺陷。无关紧要的要求和深刻的企愿搅合在一起，就像在生活中毫无来由的兴致和深刻的激情混杂不清一样。头几个愿望微不足道，很快就被遗忘了。后面一些愿望天长日久竟有一部分得以实现。玛蒂尔德结束祈祷时比她开始祈祷时心境更为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