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二章（第3/3页）

“那是什么时候？”

“昨天早上。在那次大爆炸之后。”

他停下来，让我的回答沉入自己的心底，而不是他的。然后他直接追问道：“他昨晚找你时，你不在家吗？”

“昨晚？那我一定是没在家。我没想到……”

“你也许想要一份出境签证。你知道我们可以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的。”

“你真的认为，”我说，“我想回家？”

维戈特透过窗户注视着外面万里无云的晴天。他悲伤地说：“大多数人是这样的吧。”

“我喜欢这里。回家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

“他妈的，”维戈特说，“美国经济专员来了。”他讽刺地又重复一次，“经济专员。”

“我最好赶快走吧。他也会把我封存起来的。”

维戈特疲倦地说：“祝你好运。他会有一大堆话要跟我说的。”

当我走出来的时候，那位经济专员正站在帕卡德汽车旁边，试图向他的司机解释着什么。他是个结实的中年人，拥有一个夸张的屁股，以及一张看起来从来不需要剃须刀的脸。他喊道：“福勒，跟这个该死的司机解释一下……”

我替他进行了一番解释。

他说：“我刚才就是这样跟他说的，但他一直装作听不懂法语。”

“可能是口音问题。”

“我在巴黎待过三年。对于这些该死的越南人，我的口音够标准的了。”

“是民主之音吧。”

“那是什么？”

“我想是约克·哈丁的一本书。”

“搞不明白你。”他有点儿怀疑地看着我手里的箱子。

“这里都放了些什么？”他问。

“两条白色丝绸裤子，两件丝绸旗袍，一些女孩儿的内裤——有三条吧，我觉得。全都是本地货。不是美国的援助商品。”

“去过屋子里了？”他问道。

“是的。”

“你听说这消息了？”

“听说了。”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他说，“太可怕了。”

“我想公使一定很不安吧。”

“那还用说。他现在正跟法国高级专员在一起，之前已经要求去见总统了。”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拉着我向离汽车远一点儿的地方走去。“你跟派尔很熟，不是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认识他的父亲，哈罗德·C.派尔教授——你听说过他吗？”

“没有。”

“他在水下侵蚀方面是世界级的权威人物。你没在前几个月的《时代周刊》封面上看见他的照片吗？”

“噢，我想我记起来了。背景是摇摇欲坠的峭壁，前面是一副金边眼镜。”

“那就是他。我还得拍一封电报回去，通知他家里。这可真糟糕。我很喜欢那个小伙子，视他如同己出。”

“那样会使你和他的父亲关系更加密切。”

他转过那双湿润的棕色眼睛，盯着我说：“你怎么回事？不应该这么说话，当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

“很抱歉，”我说道，“每个人看待死亡的方式不同。”也许他真的很爱派尔。“你在电报里是怎么说的？”我问道。

他严谨地逐字回复我说：“‘我们悲恸地通知您，您的儿子为民主事业像个军人一样牺牲了。’这电报是公使签名发出的。”

“像军人一样牺牲，”我说，“这种说法会不会令人觉得困惑？我是说对国内的人来说。经济援助代表团听起来并不像是军队。你们也有紫心勋章吗？”

他压低了声音，紧张而含糊地说：“他有特殊任务。”

“噢，是的，我们都猜到了。”

“他没说过吧，说过吗？”

“噢，没有，”我说，这时又想起了维戈特的那句话，“他是个非常安静的美国人。”

“你有什么预感吗？”他问道，“他们为什么杀了他？是谁杀的？”

我忽然很生气。我很厌烦他们这些美国人，包括他们私藏的可口可乐，他们的流动医院，他们太过宽阔的汽车，他们那不太新式的枪炮。我说：“我有预感。他们杀了他，因为他太天真了，不能容许他活下去。他年轻、无知、愚蠢，并且卷入其中。他对整个事件所了解的，并不比你们中任何一位更多，你们给他钱，给了他约克·哈丁写的关于东方的那些书，然后对他说，‘去吧，为了民主，把东方赢过来。’他始终没见过什么讲堂之外的东西，他读的那些书的作者和那些讲堂上的演讲者彻底愚弄了他。当他看见一具尸体时，他甚至找不到伤口在哪儿。一场红色灾难，一个民主战士。”

“我还以为你是他的朋友。”他的语调里带有一些责备的意味。

“我是他的朋友。我很希望看见他留在老家里，读着周日副刊，追着棒球新闻。我也希望看见他安稳地跟一个典型的美国姑娘待在一起，那姑娘还是图书俱乐部的订阅会员。”

他尴尬地清清嗓子。“当然，”他说道，“我忘了说那件不幸的事情。我很支持你，福勒。他表现得很糟糕。我不介意告诉你，关于那种姑娘，我跟他还有过一次长谈。你看，我有这种便利条件，因为我认识派尔教授和他的夫人。”

我说：“维戈特在等你。”然后便走开了。这是他第一次看见凤，我回头看他时，他仍满怀痛苦与困惑地注视着我：一个他永远无法理解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