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 失踪的孩子 -27-

有时候,我为工作的事情出去,会把两个孩子交给我的大姑子,但我发现,其实是弗朗科在照顾她们。他通常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从不参加我们举办的课程,也不在意来来往往的人,但他对我的两个女儿很上心。她们饿了,他会煮饭给她们,还会想出一些游戏和她们玩儿,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她们。黛黛从他那儿,学会了批判梅尼乌斯·阿格里帕[1]的愚蠢寓言——她在对我讲时,就是用了这个词。她在我最近送她去的新学校里听过这个故事。她笑着说:“贵族梅尼乌斯·阿格里帕说了一堆话,把那些平民蒙了,但他没有办法证明,一个人填饱肚子,可以给另一个人的四肢提供养分。哈哈哈!”从弗朗科那里,她还学到了财富在世界地图上的分布非常不均匀,有些地方在遭受让人无法忍受的贫穷。她一直都在重复,这是最大的不公正。

有一天晚上,马丽娅罗莎不在家,我比萨时期的男朋友弗朗科,用一种严肃的、满是惋惜的语气指着两个在家里跑来跑去、发出尖叫的小姑娘对我说:“想想看,她们也可能是我们的。”我纠正了他的说法:“如果是我们的话,年龄可能会大一些。”他点了点头。我瞥了他一眼,他盯着自己的脚尖。我脑子里把他和十五年前那个有钱、有文化的大学生进行对比:他还是他,但又不是他了。他已经不读书,不写东西了,过去一年里他也很少参加聚会、讨论还有游行。他会谈论政治——这是他唯一感兴趣的东西,但已经没有之前的激情和自信了,相反,他对未来不抱什么希望,同时对自己的悲观失望充满自嘲。他用一种夸张的语气,列举了将要到来的灾难:首先,工人阶级——革命的主体会慢慢地衰落;其次,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政治财富会彻底分散,现在关于资本的作用频繁的争吵,已经改变了它们各自的性质;第三,不可能发生任何变化了,我们要适应现状。我满是怀疑地问:“你真的觉得,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当然!”他笑了起来,“但你知道,我特别擅长说这些事情,假如你愿意,反过来说也一样,我可以向你证明相反的立场:共产主义无法避免,无产阶级专政是最高的民主,苏联要比美国好得多,有些时候,血流成河是正义的,但有时候却是犯罪。你愿意我反过来说吗?”

只有两次,我看到了大学生时代的那个他。有一天早上,彼得罗出现了,多莉娅娜没和他一起来。他好像是来考察两个孩子的生活环境的,看她们现在都在学习什么,她们高不高兴等等。那是非常紧张的时刻。也许是两个孩子跟他说了很多我们生活的情况,她们是用那种天真、充满想象和夸张的方式说的。结果是,彼得罗先是和他姐姐吵了起来,然后和我也吵了,吵得很凶,他说我们俩都不负责任。我失去了耐性,对着他喊道:“你说得对,你把她们带走吧,你和多莉娅娜照顾她们吧。”这时候,弗朗科从房间里出来,他介入了我们的争吵,他展示了他特别雄辩的一面,在过去,这种说服力让他可以控制那些争吵得非常激烈的大会。他后来引经据典,和彼得罗讨论起了夫妻生活、家庭、对后代的抚养,甚至说到了柏拉图,全然忘记了我和马丽娅罗莎。我丈夫兴高采烈地走了,他的眼睛熠熠生辉,很高兴自己能遇到一个对话者,可以用一种文明和智慧的方式进行讨论。

尼诺没事先通知就出现了,那天我们吵得最不可开交,对于我来说,那是非常可怕的一天。他开着车,在长途旅行之后胡子拉碴,非常疲惫,满脸焦虑。刚开始,我以为他是来让我跟他走呢,通告我和两个孩子的命运。我希望他说,现在好了,我已经搞清楚了我的婚姻状况,让我们一起回那不勒斯生活。我感觉自己已经做好了让步的准备,二话不说就跟他走,我已经受不了那种居无定所的生活,但事情并非如此。我们俩关在一间房子里,他支支吾吾,一直在抓耳挠腮,出乎我意料地说,他没办法和他妻子分开。他很激动,他想要拥抱我,他语无伦次地给我解释说,只有和埃利奥诺拉在一起时,他才能不放弃我以及我们的共同生活。其他时候,他说的这些可能会激起我的同情,因为很明显,他的痛苦是很真诚的。但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注意到他有多痛苦,我很惊异地看着他。

“你在说什么?”

“我不能离开埃利奥诺拉,但我也不能没有你。”

“因此,我的理解没有错。你给我的提议是,让我改变情人的身份,做你的第二个妻子。你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你说什么?事情不是这样。”

我回击了一句,当然是这样,我指着门对他说,我已经对他的所有伎俩感到厌烦,还有他所有的权宜之计,他找的那些借口。这时候,他的声音哽咽在嗓子眼里,他又要说明,他的行为是有一些不容置否的原因。他叫喊着对我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不想让其他人告诉我,因此他亲自跑来告诉我:埃利奥诺拉已经怀孕七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