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年 失踪的孩子 -29-

促使我决定的是几个星期后发生的事。马丽娅罗莎出差去了法国波尔多,我不记得她是去做什么。在离开之前,她把我拉到一边,说了一些关于弗朗科的话,有些语无伦次,基本意思是:她不在时,我要看着他点儿。她说,弗朗科现在很抑郁。我忽然明白了我只是猜测的一件事情,之前我总是有其他事情需要操心,没有发现这一点:她对弗朗科不像对其他人那样,只是出于一种乐善好施的态度,她真的爱着弗朗科,成了他的母亲、姐姐和情人。她那种痛苦的表情,还有他消瘦的身体,都是因为弗朗科让她备受煎熬,她很焦虑,也很操心,她觉得弗朗科现在变得过于脆弱,随时都可能裂开。

她一共离开了八天。我脑子里很乱,有很多事情要考虑,我尽量对弗朗科很客气,我每天晚上都会和他聊到很晚。让我高兴的是,他没和我谈政治,而是跟我谈到了他自己,还有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春天在比萨城里散步,阿尔诺河沿岸的臭味。他还跟我说了一些从来没对别人提起过的事情:他小时候的事儿,他父母还有爷爷奶奶的事儿。尤其让我高兴的是,他让我说出我的不安,和出版社签订的新合同,我现在要写的小说,回到那不勒斯生活的可能,还有尼诺。他从来不会把话题扯到其他事情上,也不会斟词酌句,他说话很直接,有时候甚至很粗俗。有一天晚上,他好像有些犯糊涂了,他说:“假如你爱他超过爱自己,你还是接受他现在的样子吧:有妻子孩子,和其他女人上床的爱好,还有他做的那些龌龊事儿。”他一边充满温情地叫着我的名字,“埃莱娜,埃莱娜!”一边摇着头。他笑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脸色阴沉地说,他觉得一个人如果毫无畏惧,或者非常厌烦地恢复了理性,这样爱情就会结束。他拖着一条腿,从房间里出去了,就好像要保证脚踩到实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我想起了帕斯卡莱——一个和弗朗科的出身、文化和政治选择彻底不同的人。尽管如此,有那么一刻,我想象着这位童年的朋友,假如他能从把他吞没的黑暗中重新浮现,他可能也会那样走路。

一整天,弗朗科都没从房间里出来。晚上,我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出去,我去敲他的门,问他能不能给黛黛和艾尔莎弄点晚饭吃,他答应了。我回去得很晚,和平时不一样的是,他把厨房搞得很乱,我收拾了桌子,洗了盘子。我没怎么睡着,早上六点时就已经醒了。我去洗手间时,经过他的房门口,让我好奇的是,他门上有一张方形的纸条,是用大头针固定的,纸条上写着:“埃莱娜,不要让两个孩子进来。”我想,可能是那几天黛黛和艾尔莎搅扰到他了,或者说前一天晚上,她们惹他生气了。我打算吃早饭时批评她们。但我又想,弗朗科和我的两个孩子关系很好,我排除了他生她们的气的可能。早上八点,我小心翼翼地去敲他的门,没人回答。我又使劲儿敲了一下,最后轻轻打开了门。房间很黑,我叫了一声,没人回答。我打开了灯,看到枕头和床单上全是血,黑红色的血迹一直流到他脚下,死亡是这么让人作呕。在这里,我只能说,当我看到那具我很熟悉的身体——之前那具幸福、活跃的身体,读了很多书,经历了很多事儿,我感到同情,同时也感到恶心。弗朗科是沉浸于当时的政治文化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希望,而且很有风度。现在,他上演了这样可怕的一幕,他用一种残酷的方式从这个世界上逃离,留下了那么多记忆、语言和意义。我感觉,他对自己的外表、心情、思想和语言,还有这个世界的糟糕去向的仇恨已经将他吞噬。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想着帕斯卡莱和卡门的母亲朱塞平娜,她也无法继续容忍自己,容忍她生活中剩下的那些碎片。但朱塞平娜是上一代人,而弗朗科是我同时代的人,那种充满暴力的离世方式让我很震动,让我无法自拔。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着他写的那张纸条,那是他留下的唯一纸条,那是他留给我的,其实是想对我说:不要让两个孩子进来,我不希望她们看到我,但你可以进来,你应该看到我。我现在还想着他对我的双重命令:一个是说出来的,另一个是没说出来了。有很多积极分子都参加了弗朗科的葬礼,他们的拳头都轻轻地握着(弗朗科当时很有名,备受崇拜)。在葬礼之后,我试着和马丽娅罗莎重新建立情感,我想安慰她,和她谈论弗朗科,但她没有给我机会。她神思恍惚的时候越来越多了,而且时不时会有一种病态的怀疑,她眼里的光芒和活力也黯淡下来了,家里慢慢地空了。她对我也不再是那种姐妹的态度,而是越来越充满敌意,要么她整天都待在大学,要么在家里的时候,她也会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愿意被打扰。如果两个孩子在家里玩的时候弄出声响,她会非常生气,会骂她们,不让她们喧闹。我收拾了行李,我带着黛黛和艾尔莎去了那不勒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