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的父亲爱上了一个83公斤的女子链球运动员（第2/2页）

评审团的主席，一个袖子上绑着根粗带子的女人，终于走到贝蒂面前，跟她握了握手。慢慢地，宛如冰雪消融，一丝笑容出现在贝蒂的脸上。贝蒂和主席拥抱起来，不过当这一幕发生时，母亲已经回到了厨房，站在灶台前，在一个装满肉馅的孤零零的锅子里绞来绞去。明天是星期六，是吃千层面的日子，酒杯里会斟满红酒，整个下午宛如一块酒斑悄悄地蔓延开来。这是个众人周知的秘密，千层面，就跟提拉米苏一样，隔一夜味道才会更好。

电视里传来欢呼雀跃的声音，父亲大叫起来：“耶！她赢了！贝蒂拿了铜牌！耶！耶！”当他像个孩子似的又是跺脚，又是蹦跳的时候，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

在春天和夏天里，如果母亲给我打电话，准是有什么事。弟弟卢卡在店里忙活，我的脑海里便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以下画面：当我在电话里听到母亲的声音时，也就看到了卢卡在鹿特丹冰激凌店里工作的情形。

我也在忙，不过接个电话还是可以的。

“你在哪儿呢？”母亲问，她每次都以这句话开场。

“在爱尔兰的费尔莫伊。”

电话那边突然没了声音，我那74岁的母亲还得适应手机这种现代化科技。虽然她自己没有手机，但还是对无论对方在什么地方，时刻都能说上话的这个事实充满了惊奇。有时候她从地球的另一端打来电话，我半梦半醒地接通电话，说：“我在澳洲的布里斯班。”趁母亲适应的那几秒，我努力去看床头柜上手表发光的指针。我总是游走在世界各地，手机问世前，母亲很长时间都无法适应我不在身边的日子。

我有一个住的地方，不过感觉上怎么都不像个家。没有种植物，冰箱里也没有牛奶。没人来送报纸，也没有水果盘，不过窗帘和浴巾还是有的。以色列女诗人在短诗《今天我想要》中写道：“我想疲惫地坐在世界的边缘，不再行动。但我依旧一路向前，只为了不去引起他人的注意。我和无家可归的人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我和我家人之间的距离是有原因的。有时候那段距离会变得很小，很短，几乎到了虚无的程度。有时候呢，测量器具也无法计量出来。

“爱尔兰天气怎么样？”

母亲对天气的关心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当年还在鹿特丹店里上班的时候，打开报纸第一件事就是看天气预报。到了超市里，也会偷听别人谈论雷雨寒流的对话。虽说现在退休了，住在离冰激凌店很远的地方，还是忍不住跟所有人问当地的天气。今天的天气，明天的，后天的，下个星期的。对她而言，地点不重要，最终总有可能影响到鹿特丹。母亲总觉得荷兰的天气跟大杂烩似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不过最常见的还是雨水、寒流和风暴。一只蝴蝶只是在巴西上空扇了几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冰激凌店外的一场冰雹。

“晴天，”我说，“这个夏天一直挺平静的，早晨时不时会有雾。”说完还补充了一句，“天上没有乌云。”

母亲没说话，不过我知道她笑了。对于我的选择，母亲的态度大大没有父亲的强硬。就跟她痴迷天气，父亲痴迷各种工具一样，我爱的是诗歌，而我的弟弟是唯一一个还在卖冰激凌的。

“你爸他疯了。”说完母亲便开始重复父亲的话，听到父亲要亲吻贝蒂的肌肉的那一段，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母亲说，“法斯驮·奥里佛就是得了这个病，还把内裤套在了头上。”法斯驮·奥里佛是荷兰莱顿城里威尼斯冰激凌店的老板，退休好几年了，把店交给了大儿子。

“奥里佛太太说法斯驮以为她是邻居太太，还一直捏她的屁股。”

看来我母亲对老年痴呆症的了解多过手机。

母亲突然不说话了，可能是在看厨房柜子上的照片。那是她的小孙子，一个星期前去了墨西哥。

“她的头发是红色的，”母亲接着说，“你爸的新欢留了一头红色的长发。”

我突然想到在爱尔兰街上看到的女人。那里的红发女人很多，她们的脸很容易红，由于皮肤薄，血色很容易就从皮肤里映出来。遇到生人，也会尽量避免目光的交流，国际诗歌节上那位年轻的礼仪小姐除外。她站在一个小小的柜台后面，我发现她的衬衫下面穿着一个粉红色的胸罩，皮肤上有银河似的雀斑。当我再次抬头，看着她的眼睛时，那双眼睛并没有回避，甚至连眨都没眨。她发现了我眼神的扫描路线，最后还是我避开了她的眼神，看向了柜台上的那张表格。

“我应该对他说些什么呢？”母亲问，“我经常见他一副忧郁的样子，也知道他不喜欢春天，不会好好享受生活，因为他觉得这一生就快过去了。我得经常替他准备好衣服，不然他每天都穿一样的。”

一生中，有些人会变得越来越美丽，经过岁月的洗礼，性格会变得柔和，就像一杯陈年的酒，经过了时间的酿造。一生中所学到的知识、积累下来的经验、经历过的大事虽然不能延长生命，却能赐予生命无限的光环。我的父亲并没有遗忘过去，只是一生的经历让他成了一个脾气古怪的人。

“他还在跟电视讲话，”母亲说，“你要听吗？要不要我走过去？”

“不用。”我说，可是她已经走出了厨房。

“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医生，”母亲坚定地说，“这情况紧急，就算是星期六他也得来一趟。”

“理智说这是无知，”我开始引用德国诗人艾里克·弗里德著名的诗句，“爱情说该来的挡也挡不住。”

“你说什么呢？”

我的目光在宾馆房间里的艺术品上停留了一会儿，那是一幅水彩画，一大片草地在画面上蔓延开来。远处有一个小男孩，似乎越走越远。

“是一首诗，”我说，“题目叫《这是什么》，跟爱情有关。”

“简直乱来，”母亲说，“他竟然在跟电视机拥抱！”

在酒店的房间里，我有时也会试图和那个跟我打招呼的平板电视产生接触。“亲爱的卓凡尼·塔拉米尼先生，欢迎您入住阿斯科特酒店。”“塔拉米尼先生，欢迎您的到来！希望您在罗第森酒店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亲爱的塔拉米尼先生，欢迎来到皇冠假日酒店，能接待您是我们的荣幸！继续，请按OK。”

“说了你也不相信。”电话里又传来了母亲的声音。刚才有个小小的信号干扰，也许是广播信号和电视信号相互干扰，只听母亲继续说道，“还是让他继续抱怨他自己和你的生活吧。”

这时记忆又涌了上来，我看见弟弟站在店里，头戴白色的帽子，右手握着冰激凌勺，那是给顾客挖冰激凌的。时间已经挺晚了，不过天还没完全黑下来，黑色的鸟儿在空中滑翔。在空中更高的地方，一架飞机正飞向美国，机舱里亮着灯，不过从地面上是看不见的。几个年轻的女人走在街上，有的穿着短裙，有的穿着短裤。裤袋的衬子露了出来，卢卡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们的屁股。他的妻子躺在床上睡觉，姿势好像在游泳，一只手摆在脑袋旁边，一只手摆在身体侧面。店面外还剩下最后几个顾客。刚刚看完电影的年轻人还有兴致吃上一个草莓芒果味的甜筒，再就是入睡前还想喝杯奶昔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