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马可·波罗和甜筒的问世
父亲一辈子都在梦想着那些不存在的事物。夏天在店里幻想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的机器，就算不能改变整个世界，也要让生活变得更方便快捷。一到冬天，他就钻进地下室，在冲击钻和砂光机之间把脑袋里的想法一个个变成现实。他还真发明了一些东西：一个装在锁上的支架，有了它即使一片漆黑，也很容易找到锁眼；一个长长的鞋拔，这样穿鞋子的时候就不用弯腰了；一个可以伸缩的盛蛋器，除了可以用来吃鸡蛋，还可以拿来当杯子用。不过他丝毫不关心商店里是否已经在出售这些东西了。当他听说长柄鞋拔已经存在时，可把他气坏了。
“他们偷了我的发明。”
“谁？”
“中国人！”
在我们家，中国人时常会被怪罪，在鹿特丹的冰激凌店里也一样。母亲觉得这全都跟一个中国老人有关，夏天里的一天，老人来到了店里。那时我和弟弟还小，就算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也都不记得了。至少我是一点也不记得那场发生在艳阳天里的争吵了。
中国老人指着店外面红白相间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威尼斯冰激凌店，对父亲说：“您知道冰激凌是中国人的发明吗？”
“不知道。”
“1296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欧洲时，把冰激凌的配方也一起带了过来。”
“这故事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这可是事实。”老人说，“所有的历史书里都是这么写的。看过的人都只会得到一个结论：是中国人发明了冰激凌。”
父亲大笑起来，说：“冰激凌是中国人的发明？这可是我这些年来听过的最搞笑的笑话了。”
“是真的，”老人说，“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二十多年，之后就把冰激凌介绍到了欧洲。”
“他介绍的是米饭，”父亲说，“不是冰激凌！”
“没错，就是冰激凌。”
父亲说：“是鸭肉米饭、鸡肉米饭，还有火鸡米饭。”
“是桃子味道的冰激凌、焦糖味的冰激凌，还有香草味的冰激凌。”
“这些我们店里都有。”
“这都要感谢马可·波罗，感谢中国人。”
“那么比萨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吗？”父亲问。
“您什么意思？”
“您是不是觉得中国人还发明了玛格丽塔比萨？马可·波罗拿着一个正方形的盒子到了威尼斯？这么说他是个送比萨的？”
“您这是在笑话我呢。”
“是您在笑话我全家，笑话我们的传统。我今天早上六点钟就起来根据我爷爷的配方做冰激凌了，过去他还亲自去山里采雪呢。”
“马可·波罗比你爷爷早。”
“您还需要什么吗？”
“有覆盆子味道吗？”
“我们有真正的意大利覆盆子冰激凌。”
老人摇着头说：“这其实是中国的冰激凌。”
“要不要我把这句话贴到大门口去啊？”
“这就对了。”
“您知道什么才对吗？禁止中国人来到我们店里！”
“这可是歧视。”
父亲攥着拳头说：“是要甜筒还是杯子？”
“一个覆盆子味的甜筒，谢谢。”
父亲走进店里，把点单交给了母亲。母亲拿着勺子从巧克力和柠檬味之间的那个盒子里挖了一勺覆盆子味冰激凌。我把冰激凌的排序记得一清二楚，知道每种冰激凌的上下左右都摆着什么味道。后来弟弟把原有的顺序打乱了，加入了新的口味。
“您知道甜筒是美国人发明的吗？”当父亲把冰激凌送到桌前时，老人说。
“是哥伦布把甜筒带回欧洲的？”
“跟您还真没法说话！”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父亲把甜筒扣在了那个老人的脑袋上。不过父亲坚持认为是那个老人推了他一把，紧接着就溜走了。于是父亲一边追，一边喊：“站住！您的中国覆盆子冰激凌和美国的甜筒！”说完便把甜筒丢了出去。甜筒飞到空中，翻了半个筋斗，落在了老人的脑袋上。
母亲拿着抹布走到街上，向老人道歉，叫父亲待在店里。父亲像头公牛似的站在柜台后面，气极了，碾碎了四个甜筒。那时候的甜筒和现在的比起来脆多了，父母一直用做华夫饼的机器和一个木制模具自己做甜筒。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股香味，也许是我童年里闻过的最香甜的味道了。在那些宁静的下雨天里，面糊在正方形的黑色铁板上滋滋作响。我合上铁板，过一会儿再由卢卡打开。等我们长大一些，父母还让我们自己用模具做甜筒。我们还小的时候，是父亲做的。他经常说：“瞧，这个甜筒做得真是太好了。”要不就是：“孩子们，这个我们可得保留下来，真是太漂亮了，吃了就可惜。”甜筒做好了，母亲就把铁板上剩下来的甜筒屑刮下来。我和弟弟张大嘴巴，争抢美味。
甜筒确实是在美国发明的，不过发明甜筒的人并不是美国人。1904年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世界博览会上，叙利亚的糕点师傅恩斯特·汉姆威摆摊卖一种甜甜的薄薄的波西饼。他隔壁是个冰激凌摊，有一天装冰激凌的盘子用光了，卖不了冰激凌了。那个极富创意的叙利亚人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把薄饼卷起来装冰激凌。顾客们都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很快，汉姆威也给世界博览会上其他的冰激凌师傅做起甜筒。
十五年后，美国的冰激凌商人舒曼克尔在冰激凌制造商协会的大会上说：“甜筒的问世是冰激凌行业中不可忽略的一件‘小事’。”甜筒使整个冰激凌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之前，只有在商店或者糖果店里可以买到装在一个小杯子或者摆在盘子里的冰激凌。是甜筒把冰激凌带到了大街上，带到了十字路口和学校旁边的小摊上，带到了集会和广场上，还有动物园里。
在科尼岛上住着两兄弟，两人在海边开了一家冰激凌店。就在生意日渐消落时，两人雇佣了几个非常养眼的女孩，让她们手拿甜筒，在海边漫步。就这样，卖出去的冰激凌比最热的那一天都多。
两年后，在奥斯陆诗歌节上，当我告诉挪威的金发策划自己出生于一个冰激凌世家，做甜筒是童年里最温暖的记忆之一时，她的脸突然红了。
她小声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还从来没告诉过其他人呢。”我们坐在休息室的一张小桌子前，喝着红酒。周围坐满了闲聊的诗人。几个小时前，诗歌节就结束了，大厅空空的，只有这个专门为文字工作者开放的小酒吧里挤满了人。译者、诗人、志愿者还有诗歌节的组织方全都聚集到这里。这些夜晚非常美好，观众回家了，我们便尽情享受。
“小时候，”节目策划者说，“我每次吃冰激凌都会联想到性。”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盯着我，仿佛想吓我一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