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2/4页）

“是该驯一驯你的时候了。”他对她说。

维多利亚·古斯曼朝他亮了亮沾满血的刀。

“把手撒开，白佬，”她厉声喝道，“这杯水你喝不成，只要我还活着。”

她在最光艳的少女时代曾被易卜拉欣·纳萨尔引诱过。他在牧场的牲口棚里偷偷同她幽会了几年，激情退却后就把她带回家做了女佣。迪维娜·弗洛尔是她和最后一个情人的女儿，这姑娘认为自己注定会被圣地亚哥·纳萨尔悄悄弄上床，这个念头让她过早地开始焦虑。“像他那样的男人再也没有了。”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此时的她身形臃肿，容颜衰老，身边围着其他几场情事留下的儿女。“跟他父亲一样，”维多利亚·古斯曼回了一句，“都是下流坯。”但是当她回忆起自己剖开兔子把热气腾腾的内脏扔给狗吃时圣地亚哥·纳萨尔那一脸惊骇的样子，她也不禁打了个寒战。

“別那么野蛮，”圣地亚哥对她说，“你就想想，假如它是个人。”

维多利亚·古斯曼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明白，一个习惯了屠宰毫无防范之力的牲口的人，怎么会突然变得那么恐惧。“我的上帝！”她吃惊地叫道，“原来那一切都是预兆！”然而，发生凶案的那个早晨她太过愤恨，于是继续把兔子的内脏扔给狗吃，存心要给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早餐添些恶心。就在这时，主教乘坐的汽轮抵达码头，轰鸣的汽笛声唤醒了整个小镇。

那栋房子原来是一座两层的货仓，粗糙的厚木板墙壁，锌皮尖屋顶，兀鹫站在屋顶上注视着河港里的垃圾。建造货仓的时候正值河运便利，许多海上驳船甚至一些高桅帆船都能冒险通过河湾的沼泽地开到这里。内战结束后，当易卜拉欣·纳萨尔和最后一批阿拉伯人来到这个小镇时，由于河水改道，海船已经开不进来，货仓也就闲置了。易卜拉欣·纳萨尔以极便宜的价钱把它买下，预备开一家他从未经营过的进口物品商店。直到他要成家时，才把房子改造成了住所。他在底层辟出一间大的厅堂，处理一应杂务；又在房子后面盖了一间马厩，养了四匹马；还加了几间用人房和一个供牧场使用的厨房，厨房的窗户朝向码头，河水的臭气随时都会飘进来。厅堂里唯一原封未动的是一架从遇难沉船上抢捞出来的螺旋形楼梯。二楼是从前的海关办公室，现在隔出两间宽敞的卧房和五间小寝室，那是为他预想中的众多儿女准备的。他还建了一个木制阳台，可以俯瞰广场上的一排排巴旦杏树。三月的每个下午，普拉西达·利内罗都会闲坐在那儿排遣寂寞。房子正面的大门被保留下来，安了两扇用车床旋过的木头做框的落地窗户。屋后的大门也保留了下来，只是稍微改高了些，方便马匹出入，同时仍可利用旧码头的一部分。后门用处最多，从这里可以直接去往马厩和厨房，而且它还临着通向新码头的大街，无需从广场绕行。正门除了节日以外，通常都上着门闩。然而，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人恰恰就守在正门，而不是后门；圣地亚哥也正是从这扇门走向码头去迎接主教的，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围着院子绕上一圈。

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些致命的巧合。从里奥阿查来的预审法官也一定有所觉察，他虽然不敢承认，但却竭力想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一点在预审报告中表现得很明显。朝向广场的正门被提到多次，而且像在惊险小说里一样被称为“死亡之门”。事实上，唯一合乎情理的是普拉西达·利内罗的解释，她以母亲的智慧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儿子穿礼服的时候，从不打后门进出。”但这个真相太过简单，法官只把它列在一条旁注里，根本没有写入预审报告。

至于维多利亚·古斯曼，她一口咬定她和她的女儿都不知道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直到多年以后，她终于承认在他走进厨房喝咖啡之前，她们已经听说了那个消息。清晨五点钟，一个过路的女人上门讨牛奶喝的时候告诉了她们，还透露了行凶的原因和准备下手的地点。“我没有提醒他，我以为那只是醉鬼的疯话。”她对我说。然而，迪维娜·弗洛尔在她母亲过世后向我坦白，她母亲没有告诉圣地亚哥·纳萨尔，是因为打心底里希望有人杀了他；而她自己也没有说，则是因为当时的她不过是个吓坏了的小丫头，拿不了主意。当圣地亚哥·纳萨尔攥住她手腕的时候，她更是吓得魂飞魄散，那只手如石头一般冰凉，活像死人的手。

圣地亚哥·纳萨尔被主教船上欢快的汽笛声催赶着，迈着大步穿过昏暗的院子。迪维娜·弗洛尔跑在前面替他开门。她在餐厅里沉睡着鸟雀的笼子间、在厅堂中的柳条家具和悬吊着欧洲蕨的花盆间匆匆穿过，尽量不让他赶上，可当她卸下门闩时，还是没能逃脱那只鹰爪。“他一把抓住了我的私处，”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碰见我一个人待在房子的角落里时，他常常这么干，可那天我不像往常那样害怕，只有一种想大哭一场的冲动。”她挣脱开让他出门。透过半开的大门，她瞥见广场上的巴旦杏树在破晓的晨光中像是落了一层雪，可她没有胆量再去看别的东西。“那时汽笛声已经停了，公鸡开始报晓，”她告诉我，“鸡鸣声太大了，真难以相信镇上有那么多公鸡，我还以为它们是坐着主教的船来的。”她为这个从未属于她的男人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违背了普拉西达·利内罗的命令，没有插上门闩，让他在危急时刻可以退进门来。有一个始终没能查明身份的人从门下塞进一封信，提醒圣地亚哥·纳萨尔有人正等着要杀他，信上写明了地点、动机和其他有关这场密谋的准确细节。圣地亚哥·纳萨尔出门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凶杀案发生后很久才有人注意到它。

六点的钟声已经响过，路灯仍旧亮着。巴旦杏树枝头和一些房屋的阳台上还挂着庆祝婚礼的彩色花环，好像是为了迎接主教刚刚挂上去的。铺着细砖的广场上和设有演奏台的教堂门廊里，堆满了饮酒作乐后留下的空瓶和各种废品，俨然成了垃圾站。圣地亚哥·纳萨尔走出家门时，许多人正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向码头跑去。

广场上只有教堂旁边的牛奶店正开门营业，准备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萨尔的两个男人就坐在那儿等着他。老板娘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在晨曦中第一个看到了圣地亚哥·纳萨尔，恍惚觉得他穿着铝制的衣服。“他那时已经像个幽灵。”她对我说。准备行凶的那两个人怀揣着裹在报纸里的刀，坐在长凳上睡着了，克洛蒂尔德·阿门塔屏住呼吸，生怕把他们吵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