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庸之妻（第3/7页）

我听了竟然忍不住笑了，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只觉得特别好笑。我赶忙用手捂住嘴，看了看老板娘，老板娘也笑着低下了头，店主人也很无奈地苦笑着说：

“哎呀，虽说压根就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可实在太荒唐，让人忍不住想笑。说实在的，他这份能耐，要是用在别的地方，无论是大臣，还是博士，都不在话下。不只是我们夫妻俩，被您丈夫瞄上后，最后被骗个精光，穷得喝西北风的肯定大有人在呢。就拿那个阿秋来说吧，就因为认识了大谷先生，原来的靠山也离开了她，她的钱花光了，像样的衣服也典当了，现在只能住在长排房的一间脏屋子里，过着乞丐一般的生活。那个阿秋吧，刚认识大谷先生的时候，简直被他搞昏了头，还跟我们夫妻俩吹嘘大谷先生呢。说他出身名门，是四国的某个大名分支的大谷男爵的次子，眼下因为太浪荡，被断绝了父子关系，不过，只要他父亲一去世，他就可以和他的哥哥分遗产了。而且，此人聪明绝顶，称得上是个天才。二十一岁就写了书，比那个叫做石川啄木[3]的大天才写得还要好。后来他又写了十几本书，年纪轻轻已然成了日本第一的大诗人。而且他还是个大学者，从学习院到一高，然后进了帝大[4]，会讲德语、法语什么的——哎呀，反正是个不得了的人物，用阿秋的话来说，简直就是神人一个。阿秋说的似乎真有其事，我向其他人一打听，他们也说，大谷先生是大谷男爵的次子，是有名的诗人。就连我老婆，都这岁数了，居然和阿秋争风吃醋起来，说什么‘出身高贵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每天盼着大谷先生来店里，简直不知羞耻二字。虽说现在华族没什么身份了，可直到战争结束之前，追求女人的最好方法，就是说自己是被华族逐出家门的儿子。可笑的是，女人还就吃这套。其实嘛，用时髦的话来说，就叫做奴性吧。

“不怕夫人你笑话，像我这样有点阅历的人，也算是老江湖了，他大谷不就是华族吗，还是四国的男爵的分支，又是次子，从身份上来说，这种人和我辈，根本就没有任何差别可言，我自然不会那么浅薄地被他迷得颠三倒四。可是不知怎么搞的，我对那位先生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每次我都下定决心，无论他怎么哀求，也不给他上酒了，然而，每当看到他像是被什么人追赶索命似的，冷不防出现在我们店里后，露出一副终于松了口气的神情，我就动摇了，不由自主地拿出酒给他了。他喝醉了也从不大吵大闹，倘若能规规矩矩付钱的话，还真是个好客人呢。他也从不吹嘘自己，从来没有自夸过自己是天才什么的，像阿秋那样的人贴在先生身边，向我们吹嘘他有多了不起时，他就会突然冒出一句毫不相干的话‘我需要钱，想把酒钱付清了’，弄得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大为扫兴。虽说他至今没有给我们付过酒钱，不过那个阿秋时不时会帮他付钱。除了阿秋，还有一个女人，他一直瞒着阿秋的，好像是什么人的太太，偶尔也会和大谷先生一起来，帮他垫付不少的酒钱。我们毕竟是买卖人，要是没有人帮他付钱，不管是大谷先生，还是王公贵族，也不会让他总是这么白吃白喝啊。即使有女人不时垫付酒钱，也远远补不上他喝掉的酒钱，我们可是吃大亏了。后来听说先生的家在小金井，还有位夫人，就琢磨着去拜访一次，讨要一下酒钱。于是我就不露声色地询问大谷先生的家在哪里的时候，他立刻意识到了我的意图，说了好多难听的话，什么没有钱就是没有钱，何必这么小家子气，吵翻了对你们有什么好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要打探出先生的家在哪里，甚至跟踪过他两三回，可每次都被他甩掉了。

“后来，东京遭到了接连不断的空袭，不知怎么回事，大谷先生竟然戴着军人帽闯进店里，自行打开酒柜，拿出一瓶白兰地，大口大口地站着喝完，又像一阵风似的走掉了。从来不给钱。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公开进了好多黑市上的酒菜，还挂上了条新门帘，开门迎客。虽说是个寒酸的小店，可为了招揽客人，一咬牙雇了一个女孩子。可没想到，那位魔鬼先生又出现了，现在他不带女人了，每次都带着两三个报社杂志的记者来。那些记者说，今后军人不吃香了，以前穷困潦倒的诗人开始受世人追捧了。大谷先生对那些记者大发奇谈怪论，嘴里不断冒出外国人的名字啦、英语啦，还谈什么哲学，听得人云山雾罩的。而且他经常冷不丁地站起身走出去，一去不复返。那些记者左等右等也不见他回来，一脸的扫兴，嘟囔着说‘那家伙去哪儿了啊，我们也差不多该回去了吧’，准备离开。我赶忙说：‘请等一下，先生总是用这一招不付账的，那么酒钱就请您几位付一下吧。’有的老老实实一起凑钱付了酒钱，也有的气呼呼地说，‘让大谷付吧，我们只靠五百元过活，哪有钱给你！’对方发火，我也不发火，说：‘不行啊，您知道大谷先生已经欠了小店多少钱吗？如果您几位能帮我向大谷先生把酒钱收一些来，我宁愿把其中的一半送给各位。’听我这么一说，那些记者都特别吃惊说，‘什么？真没想到大谷是这么个无赖，今后再也不和他出来喝酒了。我们今天身上的钱不足百元，明日一定给您送来，今天把这个先押在这儿吧。’说着那个人就豪爽地把外褂脱下来给我。世人都说记者品行不好，可和大谷先生比起来，那些记者可算是又老实又爽快了。大谷先生要是男爵的次子的话，那些记者可称得上是公爵的长子了。战争结束后，大谷先生的酒量更是有增无减，面相也变得可怕了，还经常说些以前从不说的下流笑话。有时还突然撒酒疯，殴打带来的记者，或是吵嘴推搡。不知什么时候，他还把我们店里雇的那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子骗到了手，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愁死了。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劝那个女孩不要对他抱有幻想，悄悄把她送回了父母家。我对他说：‘大谷先生，我什么也不说了，只求您以后不要再来了。’可是大谷先生却卑鄙地威胁我说：‘你们卖黑酒赚了这么多钱，还有脸跟我来这套，你们干的勾当我可知道得一清二楚呢。’第二天晚上，他又若无其事地来店里喝酒。也许是因为我们在战时卖黑酒，遭了报应，才不得不受这个怪物的欺负吧。可他今晚居然干出这等苟且之事，他还算哪门子诗人、先生啊，纯粹是个小偷，因为他偷走了我们整整五千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