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主社会里的宣传术（第2/2页）
我们不吝以最高的善意赞美自己，但其实我们并不是总能完全诚实，或者真的始终如一都是一个理性的人。我们力所能及的只是在条件允许之时，尽量保持诚实、理性的态度，并响应别人提出的那些有限的真理和不那么完美的推理——人家这么做其实倒是在体谅我们呢。
杰斐逊有言在先：“假使一个国家期望民众既自由却又无知无识，这岂非南辕北辙？……无知无识的民众，是不可能安享一生的。只有当出版界自由的时候，当每个人都能阅读的时候，一切才能有安全的保障。”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还有一人狂热地信仰理性，他同时也在思考这一问题，甚至所用的语言都与杰斐逊差不多，此人即约翰·密尔[2]。下面我引用他评论其父——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密尔[3]——时的一段话：“他是如此彻底地依赖理性对人思想的影响，以至一旦民众都能亲近理性，他就觉得似乎一切都能成就；似乎所有民众都能阅读；似乎无论言说或写作，所有的思想都允许传播给民众；似乎一旦拥有了投票权，民众将自行任命一个立法机构，将他们所认同的意见立刻付诸实施。”“一切皆能有安全的保障”，“一切都能成就”！此处，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十八世纪乐观主义者们那熟悉的声调。
杰斐逊确实是一个实干家，同时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以自身惨痛的经历体悟到，自由出版的权利会受到何等的凌辱。他宣称，“现如今，报纸上的字母一个都不能相信。”即使如此，他依然坚持（我们能怎么办，只能支持他呀），“在真理的范围之内，新闻机构实属高贵，是科学与公民自由的益友。”
一言以蔽之，大众传媒非好非坏，它仅仅是一股势力，就像别的势力一样，既能发挥积极影响，也能制造消极后果。从好的方面来说，新闻界、广播界、电影界对民主的继续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从坏的方面来说，在独裁者的武器库中，它们又是最生猛的一种。
在大众传媒领域，就像在其他实业领域里一样，技术的进步伤害了小人物们，却扶持了大人物们。近至五十年前，每一个民主国家都炫耀其数量众多的小杂志和地方报纸，地方上成千上万个编辑发表着成千上万种独立的见解，在任一地方，任一个人可以获得任何印刷的东西。但是到了今日，法律上报刊是自由出版的，但是小型的报纸已然销声匿迹。纸浆、印刷机器和新闻稿的成本如此昂贵，小人物们是负担不起的。
关于宣传，早期支持扫盲和出版自由的人们仅仅想到了两个可能性：宣传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他们没有预见到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尤其在盛行资本主义民主的西方国家，居然发展出体量庞大的大众传媒行业，基本上它并不关心对错，而是关心些虚构的、几乎完全不着边际的东西。简而言之，前辈们未能周全考虑到人对消遣的爱好乃是无穷无尽的。
在过去，绝大部分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彻彻底底地满足这一爱好。他们或许渴望消遣，可是哪有地方提供消遣？圣诞节不过一年一度；盛宴则是“庄重而稀罕”；没有几个读者，也没几本书可读；最近的“街区电影院”可不就是堂区教堂嘛，里面倒是频繁表演，可惜难免陈腔滥调。
我们还可以把视野放得更遥远些，那就必须回到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当时的民众享受着免费的、频繁的、丰富多彩的消遣活动，他们的心情可是相当愉悦。当时的消遣包括：诗剧、击剑、背诵维吉尔的诗、搏命的拳击、音乐会、阅兵、行刑示众，等等。但是，即使罗马也比不上今天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所提供的昼夜不停的消遣那么诱人。在《美丽新世界》中，这些永不停歇的消遣之物是极度诱人的，包括了感官电影、“咬兮炮兮”吟诵会、“离心球”等，它们作为政策的工具被普遍使用，以避免民众过多关注社会、政治的现实境况。
宗教的世界与娱乐的世界自然有所区别，却也存在共通之处：两者都明显“不是真实的世界”。它们其实都是一种消遣，使民众分神，倘若人们不断地乐在其中，那么按马克思所说，这两者就会变成“毒害民众的鸦片”，也就威胁到自由的存在。
只有那些高度警惕之人，才能确保他们的自由；也只有那些持续而明智地选择生活在当下的人，才有望通过民主程序有效地管理自己。在一个社会里，如果大部分民众耗费了大量时间，却并没有生活于当下，生活于此时此刻，生活于规划妥当的未来；而是生活于他处，流连于运动、肥皂剧、神学、玄妙的幻想组成的不疼不痒的世界，那么他们很难抵抗那些试图操纵和控制社会的人对他们的侵犯。
今天的独裁者在他们的宣传中多半倚赖重复、压制、合理化等手段。重复是反复说一些套话，独裁者们希望人们视这些套话为真理；压制是贬抑某些事实，独裁者们希望它们被人遗忘；合理化是指通过唤醒民众激情，赋予激情以合理性，来达到维护党派或国家利益的目的。既然艺术化的、科学的操纵术其奥秘越来越被暴露，未来的独裁者们必然将学会把这些操纵手段与永不停歇的消遣活动结合在一起。而在当下的西方世界，这些消遣活动之庞大，好比不温不火的大海，威胁着要将理性的宣传溺死，而理性的宣传，对保证个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存续实在是至关重要的。
[1]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极富声望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五四”运动前后他曾来中国讲学，促进了实用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2]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边沁后功利主义的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3]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1773—1836），英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