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切尔

哈利路亚，然后，开火吧。① 晚餐时有人做客！来的是个单身汉，并没三妻四妾的，据我所知，连一个老婆都没有。阿纳托尔，学校老师，二十四岁，所有的手指都还在，双眼和双脚也都没事。在当地人看来，这应该是最令人心动的梦中情人了。好吧，当然啦，他和我的肤色对不上号。但就算我是个刚果女孩，恐怕也还是得说声谢谢，当然并不是谢阿纳托尔。他整张脸上满是疤痕。不是事故留下的疤痕，而是一道道细小的线条，有些像是故意搞上去的，就像文身。我克制自己别盯着看，但还是会想，到底是谁竟有这等本事，刻了这么多刀，还把它们排列得这么完美？他们是用什么刻的，切比萨用的刀，还是其他什么东西？疤痕细若发丝，相当笔直，数不胜数，从鼻子中央一直伸向两侧脸颊，就像黑色灯芯绒裙子上的斜纹，从中央接缝处齐刷刷地向下延伸。这种相貌，在我们村不常见到，但阿纳托尔不是本地人。他确实是刚果人，但他的眼睛长得跟其他人很不一样，稍微有点斜，像暹罗人，更有点像知识分子。我们都尽量不去盯着他看。他坐在我们的晚餐桌旁，留着平头，穿了件常规的黄色系扣领衬衫。当他听你说话的时候，聪明的褐色眼睛十分正常地忽闪忽闪着。可毕竟还是有那么多让人很不舒服的疤痕哪。这让他有种神秘的气质，像个法外之徒。我隔着一盘不怎么新鲜的土豆炖羚羊肉，时不时地偷窥他。我猜你肯定也感觉到了，对男人这个物种，我已经很不适应了吧。

阿纳托尔能说法语和英语，靠自己独力撑起了学校。每个礼拜有六个早晨，我们村和邻村那些叽叽喳喳的小鬼头们会踢踏着灰尘，争先恐后地前来受教。上学的只有男孩，而且还不是所有男孩，因为大多数父母并不赞同学习法语或笼统而言的外国课程。那些为数不多的幸运儿每天清晨现身时，阿纳托尔就会让他们站成一队，从小到大排好。如果你碰巧在拂晓时分出门，又碰巧在我们村逛的话，就能看到他们在排队。当然我是不会这么早出门的。每个男孩子都把手搭在前头比他高的孩子肩上，构成一道长长的臂坡。利娅还给他们画了张画。看来，我妹妹精神有点失常。她为这幅画起名叫《男性斜坡》。

排好队后，阿纳托尔就会让他们进入教堂。我想他会在那儿督促他们好好对付数字和法语之类的课程吧。你也知道，他们上学也就能上到这种程度了。就算他们差不多十二岁之后还没对学习失去兴趣，他们的教育也到头了。这差不多算是条法律吧。想想看：十二岁以后就没学上喽。（我其实觉得挺好！）昂德当夫妇告诉我们，比利时人一向都奉行这个政策，就是不让刚果男孩接受更高一等的教育。女孩更是如此，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因为附近的女孩，哈，十岁左右就开始生孩子了，一直生个不停，直到她们的奶子变得像薄饼一样平平的。我告诉你吧，没人会把那么重要的文凭当回事儿。于是，会说法语、英语、刚果语，以及天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土话的阿纳托尔，就成了全科教师。当然，他还懂很多别的东西。在转瞬即逝的学生时代，他肯定像河狸那样忙个不停。

阿纳托尔出生于斯坦利维尔附近，幼年丧母后，就被送到科基拉维尔附近的橡胶种植园干活。那里有很多机会，好的坏的都有——他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他晚餐时向我们讲述的个人生活史的原话。他还在加丹加南部的钻石矿井里干过活，他说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钻石都是从那里开采的。他讲到钻石时，我很自然地想起了玛丽莲·梦露戴着长长的手套，噘着嘴，悄声唱着“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的场景。我和最要好的朋友迪伊·迪伊·贝克一起逃过课，去看午后场的玛丽莲·梦露和碧姬·芭铎。（要是让父亲知道，他肯定会杀了我。）所以你瞧，对钻石，我也是略知一二的。但当我瞅着阿纳托尔起皱的棕色指关节和略呈粉色的手掌时，就会想原来是那样一双手把钻石从刚果的尘土里挖出来的。我还在心里琢磨着，乖乖，玛丽莲·梦露是不是也清楚她的钻石是从哪儿来的呢？只要想象身着缎袍的她和挖钻石的刚果矿工身处同一个宇宙，就让我觉得脊骨发冷。所以，我就再也不去想了。

我打量着阿纳托尔那张特别的疤痕脸。显然，在那个地区，或者说至少在他生活过的某个地方，这张脸是会被认为很帅气的。这儿的当地人似乎也都听天由命地接受了生活强加于他们的那些疤痕，还把它们看作一种装饰。还有女人那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发型，真是的，我还是不说了吧。

但阿纳托尔不是这儿的人，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像其他每个人那样，和母亲、父亲，以及一大串七大姑八大姨住在一起。我们已经听说过一点，他是个孤儿。昂德当夫妇接纳他是有用意的，因为他的家人都死得很惨：具体情形他们只喜欢模糊提及，从来没有明说过。他们还住在这儿的时候，就从其他传教士那儿听说了阿纳托尔，于是就把他从那有名的钻石矿井里救了出来，还教他爱耶稣、学习读写。然后，他们让他当上了学校老师。父亲说阿纳托尔是“我们这方面唯一的盟友”，这点我可看不出来，但显然父亲的权威意见就足以成为邀他前来用晚餐的理由了。至少，除了能吃上这些死翘翘的动物，他的到来还是让我们有了可以巴望巴望的事情，而且也可以让母亲手忙脚乱好一阵。她宣称她已经山穷水尽，不知怎么才能做出一道像样的菜。她飞快地做了道羚羊肉出来，还把油炸粉芭蕉做成了黑乎乎的一锅像马蹄胶一样的东西。她铺上白色的桌布，用绘有勿忘我的精美骨瓷盘把那些可怜兮兮的黑色芭蕉端上桌——在我们置身其间的那一大堆破烂儿里，勿忘我骨瓷盘可是她最得意的家什了——试图以此来弥补食物的不足。我得说她尽了最大努力想成为一名优雅的女主人。不管怎么说，阿纳托尔反正是左一句右一句地和她客套，这说明他要么是个有礼有节的年轻人，要么就是精神有点问题。

闲聊和客套花了很长时间，我都要无聊死了。妹妹们呆呆地盯着这位酷炫的陌生人，默默听着他用英语讲的一套大道理。但在我看来，这情景和在佐治亚州时父亲那帮谨小慎微的圣经研读组组员用晚餐的情景完全一样。只是这儿的食物更让人反胃。

过了一会儿，突然之间，气氛就热络起来。

阿纳托尔往前探了探身，声称：“我们的酋长，塔塔·恩杜，对他村子里道德堕落的现状很是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