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

痛苦圣母传教团，1964年

La Dragueuse，这儿的修女都这么称呼我。扫雷舰。这倒不是因为我的修女服长可扫地：我在里面穿了长裤，经常把修女服高高地卷起来，好走得快点，或方便爬上树用弓箭射些小猎物；我觉得她们还是挺高兴能吃到野味的。但我能从她们的眼中了解到，她们觉得以目前的状况而言，我的精力实在是过于充沛了。就连泰莱丝修女，我在这寂静的修道院里结识的最接近朋友的人，也认为我是洁白羊群里的一匹黑马，坚持要我从肩部以下都着棕色。她管理着医院的洗衣房，声称在以洁白为要义的地方，我已是无可救药的朽木一段。

“利丝兰 ！”她语带责备，举起我沾了不明血渍的肩披。那是我剥猫皮时溅上的。

“例假吧？”我会试探道。她就弯下腰，脸通红，说我过分 ① 。然而我却还在环顾四周，琢磨着以目前的状况而言，怎么才能释放出自己充沛的精力呢。

利丝兰就是我，利丝兰修女。这算是一起见不得光的仁慈的走私夹带，允我在此避难，直至我未婚夫尚无定论的刑期结束。同时意味着，我要套上层层的衣服，嫁给主，好隐匿我的娘家姓。我希望在我祈祷不要让我们的婚姻永久维持的时候，他也能多多理解。修女们似乎忘了我并非她们中的一员，虽然她们都知道我的来路：泰莱丝总是圆睁着灰色的眼睛让我再三重复种种细节。她就是这样，自己才二十岁，距法国的牧场十万八千里，每天要替麻风病人和可怕的流产病人洗净衣服，却仍为我的死里逃生惊讶欣喜、激动万分。也许因为那是我和阿纳托尔的共同经历吧。当燠热的洗衣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时，她问我怎么知道自己爱上了他。

“肯定是的。否则还有什么事能让你蠢到把几百号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境地呢？”

没错，我就这么蠢。在布隆古，当我终于从药物造成的恍惚状态中清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成了莫大的负担。并不仅仅是因为我日复一日吃着富富和鱼露，更因为在这个风暴眼，我是个外国人。蒙博托的军队出了名的残暴，还让人摸不准脾性。布隆古庇护我这件事，会让它摊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甚至，无需任何理由，布隆古就会被焚为平地。每个人都很快地明白了，最好的策略就是当个隐身人。然而，整个地区都知道我在那里。在那些生病、迷糊的漫长日子里，我成了一面花哨的旗帜。可我只不过是个热恋中的女孩，是自己宇宙的中心。最终，我坐起身，看见太阳仍旧从东边升起，但其他每件事都已天翻地覆。我恳求阿纳托尔把我弄出去，到哪里去都好，只要不对其他人造成危害就行。但他不愿让我孤身离开，并坚持认为我根本不用感到任何羞耻。他这是冒着自己那个亲卢蒙巴的脖子被砍的危险和我待在一起的。许多人现在都在为自己的所爱冒风险，他说，甚至是在为自己的想法冒风险。我们很快就走，他保证，而且是一起走。

朋友们为我们制订了计划，其中包括一些我此前做梦都想不到会甘愿为阿纳托尔赴汤蹈火的基兰加人，比如，塔塔·波安达。一天深夜，他身着鲜红的衣裤，步行前来，头上顶了个行李箱。他给了我们钱，说是他欠我父亲的，虽然这种说法很可疑。行李箱倒确实是我们的。里面有一条裙子，露丝·梅的涂色本，我们嫁妆箱里的物什，还有我的弓箭。基兰加的人替我们抢救下了这些珍贵的东西。当然，也有可能是在我们家走来走去的那些女人用不上这些东西，但至少，这把弓应该还是挺有用的吧。那第三种可能性就是：他们因我们的耶稣连我们都没有保护而沮丧万分，索性避开了我们的一切。

父亲的消息不太妙。他一个人住。我一直没想到这一点——谁来给他做饭呢？我从没设想过父亲没女人照顾会是什么样。据说他现在留起了胡子，头发蓬乱，徒劳地抗争着营养不良和寄生虫。我们家的房子已被烧毁，有人说是母亲的灵在作祟，有人说是村里的孩子调皮所为。但塔塔·波安达认为很有可能是父亲想要在煤油炉上烤肉时着了火。父亲逃到了丛林中的一个窝棚里，他把那地方叫作“永生新教堂，耶稣是班加拉”。这名字听上去就不怎么样，所以他也没得到多少信众。人们都在观望耶稣究竟是如何庇佑塔塔·普莱斯的，毕竟，如今他只能和所有人一样凑合着过日子了，没有飞机，甚至也没有女人这样的外援。迄今为止，父亲似乎尚未收获任何特殊待遇。另外，他的教堂也太靠近村里的墓地了。

塔塔·波安达诚恳而善意地告诉我，露丝·梅在基兰加得到了悼念。塔塔·恩杜威胁说要把塔塔·库伏顿度逐出村子，因为他在我们家的鸡舍里放了条蛇。之所以大家知道是他干的，是因为内尔森把足迹指给许多人看过。基兰加正有各种麻烦事接踵而至。阿纳托尔的学生中亲卢蒙巴的那些人，跟剩余的国民军，也就是现在蒙博托的军队，在河流南部稍远的地方交上了火。我们得到的警告是，不管去哪儿都会很困难。

棘手的事不止于此。即便雨已经停了，我们仍旧没法步行前往克温戈河。我们打算从那儿坐渡轮一直驶往斯坦利维尔，卢蒙巴在那座城市依然极受民众支持。那里有事情可干，阿纳托尔觉得我们亦会更安全。塔塔·波安达给我们的可以说是救命钱。钱很少，却是比利时法郎这样的硬通货。刚果货币早已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就算有一百万粉色的刚果钞票，我们都到不了渡轮上。

万事皆然：地动山摇的时候，我们还睡着；因此每天一睁眼，就会面对新的惊讶与恐惧。在斯坦利维尔，我们很快就发现我是个累赘，甚至比在布隆古时的情况更糟糕。人们一看到白皮肤就群情激愤，个中缘由我都能理解。他们之所以失去了英雄，就是因为外国人和蒙博托的一场交易。阿纳托尔用蜡染的缠腰布把我浑身裹住，希望将我伪装成一名刚果主妇。同时还尽量稳住我，使我在面对车流时不致晕头转向。我在斯坦利维尔的人流车流中几乎晕厥：街上到处是人、车、动物，混凝土高楼的窗户冷眼凝视着一切。自从那次和父亲去了利奥波德维尔之后，我就再未踏出丛林半步。而那次出行是一年前还是一百年前，我已说不清了。

阿纳托尔立刻着手安排我们出城。我们坐在一个朋友的卡车后车厢里，身上盖着木薯叶，在深夜离开斯坦利维尔，越境进入了中非共和国，来到班加苏附近。我被送到了这个丛林深处的传教团。置身于刻意保持中立的修女中间，这个名叫利丝兰的邋里邋遢的见习修女也许能不引人注目地待上好几个月。院长嬷嬷什么问题都没问，就邀请阿纳托尔和我在我空空如也的小房间里共度最后一晚。对她慈悲为怀的感激之情，已支撑我在这条艰难困苦的路上走了很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