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2/3页）

传教站如今已成了一座鬼镇，农业站也几近荒弃。辛巴们虽未在此地安营扎寨，却仍将欧洲人的地盘清理得干干净净。种植园里到处都是残砖碎瓦。（在我的想象当中，是那些橡胶工人被砍掉的幽灵之手把这里拆除的。）仅剩下的一栋楼里有座图书室，正是阿纳托尔小时候当用人时自学英语读写的地方。在我的请求之下，我们就在那个房间里成了婚，由村长主婚。婚礼既非基督教式，亦非班图族式。我祈求上帝的赐福，并给母亲带去了一束红色的九重葛。伊丽莎白姨妈在我们肩头披上了传统的婚纱，叫作恩佐勒，这种漂亮的超大缠腰布象征了百年好合，还可以当床单用。

在鼎盛时期结束之后，种植园主的宅院里有部分房间曾被用作军队的库房、产科医院和山羊厩。如今的计划则是用来作学校。科基拉维尔的部长颇为欣赏阿纳托尔，所以对他坐过牢的记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仍聘他当该地区中学③ 的校长。我们还想推出农业拓展项目，培训以前在橡胶种植园工作的工人种田、自给自足。我自愿去诊所干活，一名几内亚医生每个礼拜会从科基拉维尔过来一次，给婴儿打疫苗并看诊。尽管我们吃尽了苦头，但去年秋天，阿纳托尔和我仍是风雨同舟，高声宣讲着“独立”。我们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会抬眼望天，仿佛那是一只神奇的鸟儿，我们可以呼唤它，让它自空中下凡。

之后发生了很多事，让我们的希望日趋渺茫。但每件事都发生得太快，犹如魔术师在变戏法——外国黑手轮番在幕后操纵，白人国王换了一个又一个。黑人只是被推上台前的面孔。蒙博托的美国顾问甚至在这里发起过一次选举，后来却恼羞成怒，因为当选者竟另有其人：得票最多的是安托万·基赞加，卢蒙巴的副官。于是，他们就派军队闯入国会，重新选了一次，好扶蒙博托上台。

“如果美国人想教我们民主的话，那这堂课实在是太有意思了。”阿纳托尔评论道。

“刺激得让人大气都不舍得喘上一口。”我也赞同。

他说我有多重人格：说林加拉语时，甜美、母性；讲英语时却尽是嘲讽。我告诉他：“尽瞎说——我说法语的时候，还是扫雷舰呢。那哪种人格让你最恼火？”

他吻了吻我的前额。“最让我恼火的是，我竟然这么爱我的贝埃内。”他最真的真理。可那就是我吗？当邻居或学生们问我的国籍时，我告诉他们我来自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国家。他们都相信。

最近几个月，政府发给我们的薪酬日渐缩水，从接近于零沦落至彻底为零。我们告诉共事的人们，不必仅仅因为缺少资金就气馁。但我们知道，哪怕是在私下里抨击蒙博托，都会冒脑袋被砸开的风险，这自然会让我们气馁万分。我们靠自己能找到的东西过活；听说有朋友们的消息时，总会先深吸一口气。我的老朋友帕斯卡和阿纳托尔的其他两名学生，在南边的一条路上被军队杀害了。帕斯卡的背包里装了一公斤甘蔗和一把打不响的二战时期的手枪。我们是在圣诞节那天听说这件事的，当时法因坦和赛琳·福尔斯前来拜访我们。他们现在住在基贡加，在他们之前说过的那座万巴河边的传教团医院里。能看见他们，我自然很高兴，但每次重逢都会带来可怕的消息。他们离开后，我哭着入了眠。我几乎已经忘了帕斯卡，忘了他分得很开的眼睛和粗野的微笑。如今他悄然步入我的梦中，猛地推开一扇扇窗子，让我措手不及。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胆举动，让路上的某个军官注意到了他们？会是因为我愚蠢地教给了他某个英语单词，才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吗？就像我们无知地让家里那只鹦鹉学会了脏话，害它一命呜呼。

这就是与我们同生共息的那种疯狂和恐惧。我们的邻居既害怕蒙博托手下的士兵，也害怕蒙博托的反对者，辛巴们。后者犹如狮子般在刚果北部寻衅猎杀。辛巴们迁怒于所有外国人情有可原，但其行为却日益离谱。我们在短波电台上收听到各种暴行，之后又在蒙博托的官方新闻播报里听到更夸张的版本，很难知道何者为真。大多数时候，我想的是我们要吃什么，让看管孩子这件事占据我的头脑。我的确不怎么害怕辛巴，尽管我是白人。阿纳托尔极受尊敬，我和他的联姻能保全我的性命，不过或许也不能。正义的行事方式充满神秘。

父亲仍继续惨淡经营着他的“耶稣是班加拉 ”教堂。福尔斯夫妇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父亲在某种狂躁的状态下，一路步行或搭便车到达了基贡加的传教站，嚷嚷说自己体内满是毒素，火烧火燎地让人难受。他声称自己生吞了一条活蛇。传教团的医生给了他奎宁和驱虫药。花钱可以让蛲虫滚蛋，但绿曼巴蛇却不太可能被驱走。可怜的父亲。如今，他已彻底离开了基兰加，没入丛林，或已在雨中融化。有时，入夜之后，我会想，也许他已经死了，而我还不知道。在黑暗中，这种想法摧人心肝。于是我躺在那儿，醒着，酝酿着搜寻他的计划。但到了白天，满腔的怒火又将我搡至截然不同的方向，咆哮着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去理会父亲。我没法独自行动，即便有人相助，也不值得去冒这个险。我很清楚现在他对我来说就是个危险。

他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个危险，且向来如此，我想道。当年法因坦和赛琳回基兰加见到我们那个走入歧途的传教据点时，想必已是大惊失色。我们就睡在他们住过的房子里，却与他们以前的朋友反目成仇，甚至将他们的鹦鹉逐出家门，任其自生自灭。而基贡加的那个传教团医生想必也已发觉父亲是个奇葩——一名头发蓬乱的牧师，肚子里竟然还有条蛇。那位医生明知危险，仍和家人继续留在这里。法因坦认为，他们来自南部某个地方，佐治亚州或肯塔基州。我希望能去拜访他们，用自己的母语，用我舌头上生出荆棘前就已知晓的英语，与他们交谈。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思乡，美国披着传教士的伪装降落到我家门阶上。还有别的人也没有回去，像我一样。但他们似乎都理直气壮，觉得就应该留在这儿，那是信仰扎下的根——法因坦·福尔斯便是一例，还有那些偶尔现身的陌生人，他们问我能否帮个忙，传个信息，或代为保存一盒药品，直到找到船把药品送往上游。我很高兴能为他们做一顿饭，在地上弄个铺位，就为了能听一听他们的故事里流露出的善意。他们和父亲实在不像。没有了他的上帝，我日日承受着空虚，所以，能听听这些男人柔声讲述他们在茅草苫顶的棚屋里组织医疗团队、和村里的妇女一起蹲着栽种大豆、为学校安装发电机等种种事迹，确实是种安慰。他们冒着被蒙博托发现的危险，忍受着穷乡僻壤种种难以想象的寄生虫，留在了这里。在昂德当夫妇和他们的同类逃离这个国家后，他们不忍看到这里的儿童只能坐以待毙、忍饥挨饿。正如福尔斯修士很久以前对我们说的那样：有这样的基督徒，也有那样的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