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2/3页）

我们日复一日地眼见着这块基地已略有起色。阿纳托尔重新办起了中学，此地教育彻底荒废已有十年时间——在基姆武拉村，几乎没有一个成年人识字。我的时间都花在了贪吃的塔尼尔身上，白天晚上都要喂奶。我让他骑坐在挂于我双肩的宝宝背巾上，这样，即便我要煮尿布，他也能不住嘴地喝到奶。帕特里斯和马丁奉父亲之命分别教法语和数学，但这样一来，马丁就得管年龄比他还大的学生。我呢，能再次生活在果树之间，用木柴烧饭，就很开心。搬木柴、取水让我精疲力尽，可我乐在其中。我恨的是另一种精疲力尽：没完没了地听见蒙博托奢侈无度的新闻，看见长期掠夺造成的触目惊心的后果。与二十年前的基兰加人相比，这儿的人本能地满怀惧意，没那么慷慨大度。邻居家的女人仍旧会送点小礼品过来，给一串香蕉或一只橙子，让小家伙嘬几口，也让我们瞅着他皱起的脸蛋哈哈笑；尽管如此，她们在打量我们房间的时候，眼睛还是会眯缝起来。由于从没见过白人，她们便以为我肯定认识蒙博托和所有的美国要人。尽管我辩解过了，但她们似乎仍很担心我会去打小报告，说某某人还富余了一只橙子。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难民的生活，最能使人从慷慨为怀变得不再与人为善。扎伊尔人都已疲于奔命，不管到哪儿，你都能发现这一点。

我们在这儿的房子是用泥巴糊墙、茅草苫顶，相当宽敞，有两个房间和一个灶间。这地方当然要比金沙萨那间让我们整天悲悲戚戚的铁皮水泥盒子让人开心得多。在以前那间房子里，处在失灵边缘的管道一直在向我们抱怨，就像上帝向挪亚抱怨，威胁说要来场大洪水。阿纳托尔发誓，即使他能在金沙萨活过一万个清晨，他也没法习惯在自己的屋子中央拉大便。说实话，有了茅厕，似乎就像回到了文明社会。

但我们在这座村子里生活时，总感到自己是过客。我们一只脚已跨过边界，踏入了应许之地，也可能是踏入了坟墓吧。我们的计划是再次开上路虎，打包上路，从这儿前往安哥拉的桑扎蓬博。到了那儿，我们就能在一个崭新的独立国家里一显身手，那里的希望正好与我们的相合。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倾心于安哥拉——一九七五年，阿纳托尔曾有机会去那儿的新政府里供职，当时谈判刚刚结束，内图登上了总统位，但阿纳托尔尚未准备好离开刚果。后来，内图死了，英年早逝。一九八二年，第二任总统若泽·多斯·桑托斯又发出了一份邀请，而那时的阿纳托尔出于某种不便，无法接受这个职位：他正被关在提斯维尔两平方米的监牢里，整天只有他的粪桶和他做伴。

我想阿纳托尔很少会感到遗憾，但若是能与内图或多斯·桑托斯共事，他应该会感到自豪的。幸亏有了那些杰出的人，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前仆后继者，安哥拉才终于挣脱了葡萄牙，获得自由，并且保住了自己的钻石矿和油井。安哥拉人的产业不会贿赂给外国人，也不会用来建造什么带护城河的城堡，他们的孩子很有可能会种上疫苗，学习读书写字。当然，他们至今仍是一穷二白。他们为了保住钻石和石油，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一开始，我们谁都没预料到事情会那样发展，尤其是内图，他是个年轻的医生和诗人，只是想让他的人民免受瘢痕累累的天花恶疾和低人一等的尊严的伤害。他去美国寻求帮助，却吃了闭门羹。于是，他回到国内，设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打倒葡萄牙人的统治，创建人民自己的安哥拉。然后 ，他便受到了来自美国的若干关注。目前，他成了共产主义恶魔。

十年前，当阿纳托尔收到盖有独立安哥拉总统的新刻官印的第一封信时，美梦似乎是可以成真的。在承受了六百年的内部纷争和葡萄牙数个世纪的恶劣行径之后，安哥拉的敌对部族之间终于同意息争。在这个完全摆脱了外国人统治的非洲国家里，阿戈什蒂纽·内图当上了总统。就在那一天，我们差点就打包上路了。我们急切地想让儿子们生活在一个就算没吃没喝也至少能品味到希望的地方。

但和平协议签署尚不到两个礼拜，美国就公然违反。他们向一名反对党领袖空运了大量枪支，因后者发誓定要亲手杀死内图。听到这个消息的那天，我坐在厨房里哭了，羞耻和狂怒彻底击倒了我。帕特里斯走进来，在我椅子边上坐了下来，轻轻拍着我的腿，显现出小男孩的那种庄重坚韧的品性。“妈妈，妈妈，别哭了。那不是外婆的错，妈妈。 ”② 他甚至根本就没把我和寡廉鲜耻的美国联系到一起；他以为我是在生母亲和艾达的气。他仰起窄窄的小脸蛋，眨巴着杏仁般的眼眸，看着我，目中的意蕴与他父亲好多好多年以前说的那句话如出一辙：“和你无关，贝埃内。”

但如果和我无关，那又是和谁有关呢？究竟要过多少代人，我们才能无需被自己的孩子宽恕呢？谋杀卢蒙巴，让蒙博托掌权，让这一切在安哥拉重演——这仿佛只是大人之间的阴谋诡计，但其实是大人对儿童的背叛。阿纳托尔最近告诉我，美国足足花了三千万美元，就是要使安哥拉丧失主权。这笔钱中的每一个子儿必定都来自某个人，男人或女人。怎么会这样呢？我想，他们大概认为这不过是场生意。需要武器，需要塑性炸药和地雷来干这个活。也有可能是，他们认为这场生意会解决掉想象中的恐怖。伯利恒的家庭妇女们不知为何已认定，千里之外黑皮肤的共产主义恶魔会将她们斑斓的客厅炸飞一角。

但从谈判破裂、内图拼命寻求帮助，而回应他的只有古巴人来看，所谓的恐怖到底能给她们带去多大威胁呢？我们欢呼雀跃，孩子们、阿纳托尔，还有邻居们都在院子里又跳又叫——因为当时收音机里说飞机已经飞抵罗安达。机上有教师和护士，还带了整箱整箱的天花疫苗。我们幻想着他们能解救安哥拉于水火之中，再沿着刚果河向上游进发，给我们所有人都种上疫苗！

蕾切尔说我已经被共产主义的阴谋诡计洗了脑，她说得丝毫没错。我已被争取到了学校老师和护士这一边，再也不会向塑性炸药效忠了。我所认定的祖国，根本不会去炸毁苦苦挣扎着的遥远国度里的水电站大坝和输水管道；不会为了让别人接受自己的理念而制造黑暗笼罩、痢疾肆虐的局面；也不会在安哥拉的每一条路上埋下地雷，而正是那一条条小路将每一个饥饿的孩子与食物连接在了一起。我们提心吊胆地注视着这场战争，心里很清楚会失去什么。又一个刚果。又一次丧失机会，那机会犹如被毒药污染的水在非洲的地下流淌，让我们的灵魂握成了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