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使的回归

——一位我们不知道的闻名世界的作家

暮晨

上个世纪末俄罗斯一批又一批作家回归到俄罗斯文学的进程中来,最有名的当数扎米亚京、多贝钦、普拉东诺夫等。每次回归浪潮的到来都会引起对他们作品的重新解读和认识,比如说普拉东诺夫,他被“发现”过两次或者三次:上世纪60年代初和末,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些值得尊敬的作家行列中,德鲁日尼科夫便是令人瞩目的一位,虽然他的作品从未被介绍到中国,很多人对他没有什么了解,但是他在俄罗斯和欧美国家早已名声大噪。他的《针尖上的天使》每次被“发现”,读者都能从中挖掘出更深的层面。

尤里·伊里奇·德鲁日尼科夫,俄罗斯作家,散文家和文史学家。1933年4月17日生于莫斯科一个艺术家的家庭,在创作型知识分子的圈子里成长并成熟,这个圈子里的一部分人在极左的大清洗时代便消失了。中学毕业的时候因为“对斯大林同志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评价不足”而失去了银质奖章,因此莫斯科没有一所高校愿意录取他(1951年)。他在拉脱维亚大学学习了两年,在那里对舞台产生了兴趣,有段时间在里加的俄罗斯剧院当演员。1953年秋天返回莫斯科。在大学时代他为了给自己挣面包吃而搞过摄影,做过记者,然后又到档案馆见习,在那里他的职责是,为那些从劳改营释放并被恢复名誉和权利的人领取退休金而查找有关其工龄的证明文件。1955年从莫斯科国立师范学院历史语文系毕业。接下来的两年在哈萨克斯坦教授俄罗斯文学,任工人子弟学校的教务主任。后又回到莫斯科做图书编辑、流动记者站记者,并在《莫斯科共青团员》(1964-1971)报做栏目编辑。1971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

他的第一本书是一部由若干短篇构成的中篇小说《怎么就这么不走运》(1971),讲述的是一个一直不如意和失败的人的故事,与当时大部分人的乐观情绪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该书收尾的那个短篇的最后一句以逗号结尾,而不是句号。这是因为该书在最后付印的时刻,极左的停滞时期的检查部门将“逗号”后面的那个部分给删除了,因为它描写了乌云翻滚的自然景观。读者从这部书所描写的失败者的形象中可以看出作者自传的成分。

德鲁日尼科夫在1974年出版了两本有关儿童培养问题的特写集《禁止烦闷!》和《请问吧,小孩》,但是他的小说却遭到大型杂志社和出版社的拒绝。《最后一课》和《2月30日》这两部短长篇刚开始时主编特瓦尔朵夫斯基决定在《新世界》杂志上刊用,但是很快他就又给作者发了退稿通知:“杂志按比例可容纳敏感作品的空间已被索尔仁尼琴占用了,再没有地方了。”上世纪90年代,德鲁日尼科夫从美国飞赴克拉科夫参加斯拉夫学家国际代表大会并发了言,记者洛拉·兹沃纳列娃在会议期间与他进行了交谈,当问及“在老一辈的作家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时,他调侃道:“影响最大的?那有两位,列夫·卡西尔和亚历山大·特瓦尔朵夫斯基,这第一位读完我的短长篇后,在青年作家讨论会上惊恐地叫道:‘不,不!您是——成人作家!’于是,这么说吧,我被从儿童文学领域赶了出来。然而他把我的这部作品转给了《新世界》的特瓦尔朵夫斯基。而这第二位,读完我的短长篇后,向我宣布:‘杂志按比例可容纳敏感作品的空间已被索尔仁尼琴占用了,再没有地方了。’”

德鲁日尼科夫的短长篇《圆钱》的片段在《女工》杂志上发表时也被大量删节,即使这样,还是遭到了评论界的批评。

德鲁日尼科夫的创作探索不能做到与苏联时期的极左文学潮流亦步亦趋,1976年他发表了在苏联的最后一部长篇《请等到十六时》(准确地说是一部长篇的一半,另外一半被砍掉了,作者当时起的书名“这些鸟中有一只要作牺牲”也被替换了,因为这是出自《圣经》的句子)。他写的喜剧《老师恋爱了》被从舞台上撤了下来,而另一部喜剧《一小时父亲》,刚刚获得通过,就被禁止排练了。1977年德鲁日尼科夫因为从事地下出版物活动而被开除出了作协。

在后来的十五年时间里,也就是一直到1991年年底,他的名字从苏联出版界消失了,关于这个情况,作家在自己用英文写作的回忆录《作家第8552号被开除》(Cаncellation of WriterNo8552,发表在1979年的《华盛顿邮报》上)里做了说明。这时德鲁日尼科夫的写作状况基本上都是“写进抽屉里”了,其作品只有与他趣味相投的人在传阅,稿子要保存在隐秘的地方,出版和发表就只能在西方世界了。在被屡次传讯和经过与检查部门的多次较量后,1987年作家被迫移民国外。

刚开始有一段时间他居住在维也纳,然后,于1988年迁居美国,在得克萨斯大学(位于奥斯汀)教授写作技巧,又为纽约的“自由之声”电台工作,过了一年他迁居加利福尼亚。在那里他参加拍摄了美国电影《时间之俘》,在其中扮演一个悲剧角色——一个名叫达尼埃尔的俄罗斯作家。

给德鲁日尼科夫带来巨大声誉的作品是《告密者001号,或帕夫利克·莫罗佐夫的飞升》,这是作者在1980年至1984之间在莫斯科秘密写就的。该作品后来成了地下出版物中的代表作品和宝贵财富,它是第一部对“世纪凶杀案”进行独立调查的纪实报告。

帕夫利克·莫罗佐夫是一位少年英雄,这个名字,中国人不大知晓。但在苏联国内,他的名气甚至超过了斯大林。有无数的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多名作家为他树碑立传,很多诗人和画家为他写诗作画,邮票、明信片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像。

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是他作为一个十三岁的小学生,告发了亲生父亲特罗菲姆,说他是“人民的敌人”。父亲特罗菲姆参加过红军,为苏维埃政权流过血。复员后三次当选为村苏维埃主席。在村里人缘很好。他的“罪行”就是私开证明信给富农,让这些被流放到当地的人回到家乡。

结果三天后特罗菲姆被逮捕,消失在极北地区的劳改营中。帕夫利克和他八岁的弟弟被“苏维埃的敌人”杀死在森林中。帕夫利克被宣布为英雄,他的名字被收入光荣册,列为001号,成为全体苏维埃人的道德楷模。有上百种书、歌曲、戏剧、油画对他进行了歌颂。德鲁日尼科夫经过近十五年的仔细调查,到三十座城市走访了很多仍活着的见证人——莫罗佐夫的母亲、哥哥、同学、同村人、老师、契卡工作人员、记者等等,取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证明了英雄少年的照片都是伪造的,他告发自己的父亲并非为了揭露“阶级敌人”,而是因为他父亲跟另一个女人跑了,母亲为了报复父亲,便派儿子去告发了他。而且莫罗佐夫是个智力迟钝的顽皮少年,不可能被吸收进少先队,况且当时那个偏远地区还没有建立起少先队组织。这一事件揭开了1937年大清洗、大恐怖之前告密之风盛行的序幕,开了恶风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