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说的谢谢（第2/3页）

这不安娜高兴极了。她甚至不想收下我买松子的钱。

我好不容易才把钱硬塞给她。从表情和衣着可以判断出她不是为了发财致富才到市场上来卖东西的。

安娜马上收拾摊子不再做买卖，她请我到家里去喝茶。一路上我听她说，她的两个儿子从战场上没有回来，而阿列芙金娜……“你记得她吗？”我点了点头，说记得。其实就是打死我，我也记不得阿列芙金娜是谁了。原来阿列芙金娜由于盗用商店的公款坐了牢。现在只有安娜和老头子希皮古卓夫打发日子呢。老头子从战场倒是活着回来了，但丢了一只手。他酗酒无度，把钱喝光了，就成帮结伙，摇摇晃晃地在大森林里游来荡去，采集一些稠李、浆果、松子。

希皮古卓夫家住在卡恰河对岸，离市场并不很远，住在一幢已经倾斜的旧房子里，占用一部分房间，日子过得清苦，但房间收拾得很干净、舒适。老头子不在家，我也没有问他去哪儿了，我开始看墙上挂着的照片，安娜烧上了茶炊。她指给我照片上的每一个人。当我们看到她的两个儿子时，安娜用手帕不停地擦拭眼泪。兄弟俩的照片是在伊加尔卡拍摄的，他们站在轮船码头上的木板垛旁边。两兄弟体格健壮，浓眉大嘴，穿着长筒靴和帆布工作服，手里拿着厚木板，笑盈盈的。

“瞧，这就是阿列芙金娜！认出来了吧？”

照片的四个角已经折损，个别地方还有黄斑浸染。照片上一个小姑娘愁眉不展、表情呆滞地瞅着我，她头戴男帽，额前露出垂直的刘海儿，身穿小圆点花布连衣裙。这顶帽子或是垂直的刘海儿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临时住宅中光线昏暗、没有尽头的走廊；楼梯底下的捉迷藏游戏；我给小姑娘作了一幅画，那是画在一个称之为“纪念册”的普通笔记本里，我画了金黄色的海岸上有绿色的棕榈树，一张白帆出现在地平线上，地平线我是用蓝铅笔勾画的。画的下面弯弯曲曲地写了一行字：“愿你永远珍存！”

上帝啊！这一切是多么遥远啊！仿佛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在完全另一种生活中……

“她经过学习培训之后当了营业员，正准备出嫁。遇到了一个合适的男人，是极地飞行员。后来闹了个盗用公款的罪名……一切全完了……”安娜又用手帕去擦拭眼泪，压低声音悄悄说：“现在经常写信来，在忏悔，说她从前是个傻瓜，一心想过阔绰日子，这回算是过上了不用操心的日子了……你念一念她的信吧，心都碎了。”安娜从圣像后面取出来一捆信，对我说：“念吧！我再听一遍，再哭一场……每当我收到她的信，都要哭一阵子，我们家里就剩下这么一个孩子了，可她却在监狱里……”

我给安娜读信，她忍受着痛苦顺从地听着，不时地摇摇头。当听到特别伤感的地方，便低声地哭一小会儿，比如说，信中写到两个哥哥时，写到他们大家生活在一起和和睦睦时，写到她这个傻瓜没有珍视父母的良言忠告，过早地凭自己的小聪明去闯生活，而这些小聪明反倒害了她……

这些信中充满忧伤追悔的语气，为了安慰这位可怜的母亲，我读的时候语调凄惨。我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些信当中竟偶然读到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你寄给我的邮包，我与别人一起分享了。事情是这样的：我在伐木场干活。冬天林子里还剩下了一些花楸果，大伙儿都吃，我也跟着吃了些，结果胃肠受了寒，病情很重，是肠梗阻。大家把我从林子里抬回来的时候，我已经人事不省了，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样子，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了。我的病床旁边站着一位高个子的白发老人。他说：‘傻丫头，干吗要啃冻花楸果吃呢？想糟蹋身子，是不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很虚弱。已经给我做了手术，及时救了我的命，不然我就再也见不到这个世界和你们了，我亲爱的爹娘。老医生总是骂我，骂个不停，不过已经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是善意的。他问我肚子上的刀疤是怎么回事，我说那是做阑尾手术留下的疤痕，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他又问：在什么地方做的手术，我说是在伊加尔卡市。就在那个时候，亲爱的妈妈，老医生的脸刷地一下变了颜色。他问我是不是还记得是谁做的手术。我说，当然不会忘记，是伊凡·伊凡诺维奇·萨别里尼科夫大夫。全伊加尔卡市都认识他、尊敬他。

我尽力回忆，还是认不出来。亲爱的妈妈，他当时告诉我他就是那个伊凡·伊凡诺维奇·萨别里尼科夫，他根据我的手术疤痕认出我是伊加尔卡市人。他说，每一位真正的外科医生都有自己的手法。我虽然粗暴生硬，现在也依然这样，但是给患者做手术却是从来不粗心马虎。我尽量把‘切缝’缝得针脚小些，整齐些。他就是用‘切缝’这个词儿的。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亲爱的妈妈，我们俩都哭了。我躺在病床上，满脸泪水，他站在病床旁，不住地擦眼角，我们好像是亲人相逢，挥泪并不难为情……我倒是没有什么，可是他，他曾经是一个多么有力的强者啊！

后来他生气了，吩咐我不许再哭了，他说，哭天抹泪的对身体有害，说完就立刻走开了。但是，他后来经常来看望我。不只是有事的时候才来。我开始渐渐恢复。有一次我鼓足了勇气，悄悄地问他：伊凡·伊凡诺维奇，您是一位诚实的人，一位大好人，又有这么髙超的医术，您怎么也沦落到这里来了呢？

他仿佛困惑，陷入了沉思，然后告诉了我，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心情十分痛苦：‘由于诚实，才落到了这个地步。我曾经在卫生营里当外科军医，当时很想救一位高级首长的生命。卫生营的领导坚持要把受伤的首长送往军医院，可是他已经毫无希望了，根本送不到医院就会在半路上死去。那时候，我冒了一次险。首长……死在我们卫生营的手术台上了……’

妈妈，我和我们的伊加尔卡市的医生伊凡·伊凡诺维奇·萨别里尼科夫就是这样不期而遇的。您寄给我的邮包我和他分享了。他本来什么都不要，可是他太虚弱了，最后同意收下了我送给他的东西。他让我在医院里一直往到身体已经很硬朗的时候。出院时他开玩笑说：我的老乡，现在你已经是两次接受我的洗礼了——你将会长寿！他的精神振作，可是我看得出他在这里日子过得很艰难。有谁轻松呢？那些窃贼，那些社会渣滓轻松吗？不过，要感谢上帝，他的刑期快满了，已经快到十年了。也许他还能经受得住，在他获得自由以后，还能够给人们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