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旧电影 献给E. A. 嘉普金娜(第2/3页)

……过了很久很久,我一步步登上莫斯科河南岸区一座旧住宅的楼梯,楼梯吱吱地响,每走一层楼我都要歇息一小会儿,反复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要不要赶快溜走。我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去拜见一位真正的、现实的女演员!真有点儿害怕呢!

我强使自己耐住性子,来到了一扇门前,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家,我又一次大喘了一口气,按了按门铃。我猜想,肯定会有位身穿白套服的漂亮女仆来给我开门的。但是,来开门的却是演员本人。她微笑着欢迎我,把我让进了前厅。

“您和电影里完全一样!”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真的吗?”女演员有些吃惊,她讲话的声音响亮得像个年轻人,尾音拖得很长。于是我又看到了战前电影里的那种惹人喜爱的微笑,那是一种狡黠的微笑,灰眼睛里放射出光芒。“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吧!”她把手伸了过来,马上变得严肃了许多,并且飞快地投来具有穿透力的一瞥,这目光中有宽阔胸怀的闪现,也可能有几分泼辣。但是现在,这一切已经全被时间吞没了,被埋藏得很深的悲伤吞没了。这样的悲伤是能够被猜摸到的。“您原来是这样的!”她有些拘束,这句话多少有些不合时宜,她感觉到了我对她过分注视的目光。

“您原来是这样的!”我忽然战胜了自己的惶遽和拘谨,几乎是满怀哀伤地回敬了一句。就在这个时候我感觉到这位妇女经受的巨大苦难和所有的人经受的苦难是完全一样的。苦难,对于我的农村大婶或是对于女演员都完全相同。我的这一发现使我在演员的家里变得从容和随便了。我摆弄不好饭桌上的各种各样的餐具,也不会社交谈话,便不拘礼节地问起了什么时候使用哪种餐具,同时还不时对自己开起了玩笑,说如果我的举止不合礼仪,请不要见怪。

“您当兵之后被调教得太规矩了!不必讲究这些!”女演员摆了摆手说,“顺乎自然好了……”

我这时候猛然领悟到,善于顺乎自然,这大概是生活中,也是艺术中最重要的品质。她,几乎没有演过主角,但她能够在艺术事业中占据自己的地位,哪怕这种地位并不显赫。现在我知道,她不仅永存在于我的记忆中,而且存在于很多观众的心里。

我向女演员讲起了我们在前线看电影的情景。战士们一营一营地从前沿换防下来。我讲到了厨房里的那场戏如何震撼着我的心灵。对德国鬼子的仇恨,对“娼妇”的仇恨是不可能装扮出来的。当然,我也提了一个幼稚的问题:怎么能够把一切表演得如此逼真呢?

“我那不是在表演。”女演员讲话的语调平静,态度庄重严肃。她低垂下了头,不想让我看到她颤抖的嘴唇。

她丈夫担心地看了看我。我有些惶恐——我这是接触到了一个禁区,这个从来都不提起的话题使得他们夫妇非常难过。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她用一种压抑的语气说,不在意地拭了拭眼睛,向我微微一笑,好像是在鼓励我:“您简直难以想象,您讲述的情况,对我在那部影片中的表演是多么大的奖赏……”

她向我讲了演员的工作,那是痛苦而沉重的工作,我现在才认识到那是有如建树功勋一样高尚的工作。她的语气跳跃而迫切,有时又响亮而高昂,话语简直马上就要被撕成碎片。她的讲述,在我看来是一件价值无限的贵重礼物,既不能够送给别人,又不能够留给自己。岁月流逝,人寿无常。而且经常是想到向别人道谢时,已经迟了三秋。

首都的一家电影制片厂疏散到了阿拉木图,正在当地拍摄一部影片,就是我们在前线破草棚里观看的那部影片。我们的这位已不年轻的莫斯科河南岸区出生的女演员,在影片中扮演一个配角。她的表演,特别是重要情节的表演不够理想。其实也很难做到理想。疏散来这里,告别了故乡莫斯科,抛下了丈夫和儿子。她十八岁的儿子在母亲刚刚离开后,马上就去了军事委员会,申请参军。

拍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时,拍来了电报,让她马上回莫斯科去参加儿子的葬礼:儿子在民兵的岗位上牺牲了。

给了她假期。送她上了火车。十天后又在车站上迎接她回来。那是一个深夜,阴冷刺骨,少有人迹。来车站迎接她的竟是导演本人。这位导演威名远震,而且是个大忙人。这一点使女演员有些吃惊,但当时并没有很在意。不知为什么,汽车并没有把她送到住处,而是来到了制片厂。她就披着一条旧披肩,穿了一件绗缝外露的老式棉上衣,脚上是家里做的绱底毡靴,直接进入了摄影场,摄制组正在那里等待着她和导演。

“这简直不通人情!”女演员对导演说,“我现在不能工作!不能,就是不能!……”

她号啕大哭起来。导演毛发蓬松,低垂着花白的头,抚摩着她那潮湿的、破旧的披肩,一言不发。

“我真的不能工作!”女演员在哀求,“可怜可怜我吧!……”

导演悲哀的紧闭着的嘴微微嚅动了一下,强迫使自己说出了一个词,这是非常简短的词,当时非常流行这个词:

“需要!”

“好的,好的,”女演员摇了摇头说,“我理解……”接着又怯懦地补充说她只能试一试,她完全不记得角色的台词,拍摄时要做些什么,她也不知道。

导演忽然手忙脚乱起来,在她的周围团团转,尽管平时这是一个非常持重的人。就这样,既不排练,也不化妆,开始为她拍片了。导演像对生病的婴儿那样低声低气地说:既然拍不出什么来,就不必管什么情节,随它去好了。没有办法……

导演这个人很有经验,也很有计谋。他知道用什么方法能够吸引妇女的注意力,而这位妇女也是个家庭主妇,又是莫斯科河南岸区长大的人。他递给了女演员一把小刀,一袋脏兮兮的小土豆,这么小的土豆只有在战时才会生长出来。导演让女演员坐在长椅上,而他自己开始轻声问起了莫斯科、儿子以及葬礼的事情。

开拍时,灯光照得她眼花缭乱,女演员眯起了眼睛,双手抱住头说:“你们拍我干什么?干吗要这样?!”仅仅只有这一次,随后她就变得非常驯顺地做自己的工作了。她开始削土豆,而且全神贯注地进入了角色,以至于周围的人都在提醒扮演德国兵的演员(他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说:“你要当心些,她手里可有刀子……”

她工作了整整一夜:削土豆皮,轻声细语地诉说莫斯科、儿子以及葬礼的情况。要求她做的一切她都完成了。影片里的这一段完全没有排练和复制。拍摄终于结束了。精疲力竭的摄制组成员们东倒西歪地随便睡在各处。这时候,导演跪在了女演员的面前,亲吻了她那被土豆弄脏了的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