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郎

贝娜的父亲临死的时候,我向他保证会照顾他的女儿。我俩是二十年的老伙计了。我和老伴没孩子,他才把唯一的女儿交给我。贝娜小的时候,要照顾她不是啥难事。女孩子长大了,麻烦也就来了。倒不是因为这孩子任性不懂事,而是她个子矮,长得不漂亮,没有哪个小伙子能看上她。她二十三岁了还没有男朋友,我就开始着急了。可我到哪儿去给她找个丈夫呢?这丫头腼腆又不爱说话,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接近一个男人。我发愁她会成为一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后来,谁也没有想到黄保文居然会向贝娜求婚。我实在整不明白,他俩之间根本就缺乏了解嘛。他难道会是真心诚意的?我担心他是在耍弄贝娜,因此坚持对他说,如果他真的想娶贝娜,那就赶紧订婚。那天他来我们家,提着两只老母鸡、四条人参烟、两瓶“五粮液”和一个长茶叶筒,里面装着乌龙茶。我对他表现出的诚意还满意,对他带来的礼物却不以为然。

两个月后他们结了婚。厂里的同事们恭喜我之后还不忘加一句:“老程,这可够快的啊。”

贝娜嫁出去,我也算放心了。但是对我们缝纫机厂的许多年轻女工来说,黄保文娶了贝娜简直就是扇了她们一个耳光。你听听吧,什么“肥母鸡攀上了金孔雀”,什么“蠢丫头拣了块金元宝”啦,说啥话的都有。在咱厂没结婚的小伙儿里头,保文的相貌是数一数二的,这个不假。谁也不会想到又矮又胖的贝娜竟会赢得他的心。更让那些姑娘不忿的是:保文不仅脾气好,喝的墨水也多—人家是中学生呢。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耍钱,而且举止得体,见人经常有礼貌地微笑,露出两排洁白整齐的牙齿。他在某些方面像个女人,五官精致,皮肤白净,说话细声细气。他甚至会打毛线活。但是,如果有人想要欺负他那可是瞎了眼,保文是会武功的人。在厂里每年举办的运动会上,他曾经连续三次赢得武术冠军,尤其擅长剑术和散打。他上小学的时候,常有大孩子欺负他,保文的继父就把他送进他们家乡的武术学校习武。一年以后,没有孩子敢再惹他。有时候,我忍不住会琢磨为啥保文看上了贝娜。她身上究竟有啥吸引保文的地方?难道他真的喜欢她那张像河豚似的圆脸?我和老伴只是把疑问埋在心底,从来没有对这场婚事说过一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其实是担心贝娜配不上人家保文。也不知是咋的,只要我听说谁家在闹离婚,心里就一阵发慌。

我在厂保卫科当科长,手里大小也有点权力,多少可以帮助一下这小两口。婚礼后不久,我就给他们搞了一套崭新的两室一厅公寓房。这下可把那些排队多年等分房的人惹火了。我并不在乎他们跳脚骂娘,我要尽一切能力使贝娜的婚姻美满,因为我相信:新婚夫妇只要能熬过头两年,就能天长地久—一旦保文当了父亲,想离婚也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他们结婚都八个月了,贝娜还是没有怀孕。我担心保文很快会厌倦妻子,又去追别的女人。虽然他已经结了婚,厂里有好多年轻女工还在打他的主意呢,有个不要脸的甚至说,她每天晚上都给他留着门。还有那些浪疯了的女人三天两头地给他送电影票和肉票,简直就是存心要拆散贝娜的家庭。我看见这些贱货,心里的火就不打一处来。一想到她们就胸闷头疼。幸好,保文还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刚入冬的一天早上,贝娜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叔,”她颤着声说,“保文昨晚上没回家。”

我的头一下子就大了,但还是尽量把语气放平稳地问:“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哇。我啥地方都找遍了。”她舔着干裂的嘴唇,摘下绿色的工作帽。她的头发盘成了一个大髻。

“你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啥时候?”

“昨天我俩一块吃的晚饭。他说他要去看什么人。他在城里有不少朋友。”

“有这事?”我没听说过保文有许多朋友,“别着急。你先掉头间去干活儿,跟谁也别说。我打几个电话找找看。”

她拖着脚步走出我的办公室。结婚以后她至少长了十几斤,蓝布工作服紧绷绷的好像要爆开。从后面看上去简直就像是一个大萝卜。

我给彩虹影院、胜利公园和城里的几个饭馆打了电话。他们都说没看见这么个人。市图书馆是保文周末常去的地方。我刚要给那里打电话,电话铃就响了。是市公安局打来的,一个男的在电话里说他们拘留了我们厂里一个叫黄保文的工人。他不告诉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只是说:“他搞流氓活动,你们马上来人。”

这是个大冷天。我骑着自行车往城里赶,呼啸的北风不停地吹开我大衣的衣角。我的膝盖生疼,冻得直打哆嗦。很快,我的哮喘发作了,开始呻吟起来。我不停地骂保文这个王八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会出事。”我对自己说。我已经感觉到早晚他会去找别的女人。现在他落入了警察的手里,很快全厂就会拿他当话柄。贝娜怎么能受得了啊?

在市公安局,我惊讶地发现其他几个工厂、学校和公司的十几个干部已经在那里了。这些人我差不多都认识—他们都是在单位里负责安全保卫的干部。一个女警察把我们引入了楼上的一间会议室,那里的窗户都挂着绿色的丝绸窗帘。我们围着一张红木长桌子坐下,等着公安局的同志来通报案情。玻璃桌面是新的,四边还有点硌手。在其他人的脸上我也看到了相同的焦虑和困惑。我估摸着保文一定是牵扯进一桩大案子里—要么是集体猥亵,要么是轮奸。我再仔细一想,又否定了保文会是强奸犯这个念头。他本性善良温和,绝不是那种用暴力欺负女人的畜生。天哪,千万别是什么政治性的案子,那他可就彻底没救了。

我正在胡思乱想保文究竟犯的是什么罪,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绷着脸,眼睛半开半闭。他脱掉深蓝色的上衣,搭在椅子背上,在桌子的一头坐下。我认出他是市公安局调查科的苗科长。他长得圆脸高颧骨,穿着一身羊皮坎肩,不知怎的让我想起画上画的成吉思汗的模样。他的肿眼泡看上去一副睡不醒的样子,但是两眼放出狡诈的目光。苗科长坐下后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是一个同性恋的案子。一听这话,屋子里立刻像炸开了锅。我们以前听说过这个名词,但是都不知道它准确的意思。苗科长看着我们惊异的表情,解释说:“这是一种社会疾病,就像赌博、卖淫,或者梅毒。”他的屁股在椅子上扭动着,好像犯了痔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