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魔鬼家书》在守望者报（现已停刊）上连载，那已经是第二次德国战争时的事了。我希望这些信件没有导致该报夭折。不过，它们让这份报纸失去了一位读者倒是确有其事。一位乡村牧师致信主编，要求退订报纸，原因是“他认为这些信件中所提供的建议错误百出，简直糟糕透顶”。

不过，大体上说，这些书信受欢迎程度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评论文章不是赞赏有加，就是充斥着那种怒气；这怒气向一位作者表明，他已经击中要害了。该书的销售量一开始就非常惊人（按我的标准来看），之后持续畅销。

当然，作家们并不总是希望书只是卖得好而已。如果你要用英国圣经销售量来估算英国圣经的阅读情况，就会与实际相差甚远。可以说，《魔鬼家书》的销售量也多少遭遇了这种含糊性。它是那种可以送给教子教女的书：是在退修会中拿来大声朗诵的书。我还忍俊不禁地发现，它居然是移居备用卧室的书，搬到那儿和约翰·英格温森的《修路人》还有《蜜蜂的习性》一起过起不受人打扰的宁静生活来了。有时候，购书甚至出于更加丢脸的原因。一位我认识的女士发现，在医院里帮她更换暖水壶的那位可爱的小见习护士读过《魔鬼家书》。她还找出了原因。这个女孩说：“要知道，我们被警告过，护士长和其他人在面试中问完真正重要的技术性问题之后，有时会问起你的兴趣爱好。你最好说自己读过些书。所以他们就给了我们一张书单，上面列着大约十本一般很容易被人接受的书，还说我们至少要读其中一本。”“那你为什么要挑《魔鬼家书》呢？”“当然啦，它最短嘛。”

尽管如此，除去这些情况之后，真正的读者还是为数不少，所以他们心里的疑问仍然值得一答。

最常提的一个问题是我是否真的“相信存在着一个魔鬼”。

如果你所说的“一个魔鬼”指的是一股与上帝抗衡、像上帝一样自有永有的势力，那么回答当然是“不”。除了上帝之外，所有一切都是受造之物。没有什么能与上帝抗衡。不可能有一种“绝对的恶”来与上帝那完全的善对峙，因为你要是把所有好的东西（才智、意志、记忆、力量和存在本身）都除去，魔鬼也就无处可附了。

所以正确的问题是我是否相信有邪灵存在。我的确相信。也就是说，我相信有天使，而且相信其中一部分天使滥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成了上帝的敌人，也不可避免地成了我们的敌人。只有它们才能被叫做魔鬼，它们在性质上与正义的天使们并无差别，但其本性是堕落的。魔鬼的对立面是天使，正如坏人的反面是好人一样。撒旦是魔鬼们的头领或独裁者，他是在和天使长米迦勒对峙，而不是上帝的对立面。

我认为这只是我的一种看法，而不是我信仰的一部分。即便这种观点错了，我的信仰也不会有丝毫动摇。如果这种观点没有显明为错误（反面证据可不容易找到），我将一直抱持这种观点。我觉得这种观点可以解释很多现实情况。它既符合圣经经文的明确含义和基督教界的传统，也和大多数时代中大多数人的信仰一致。还有，它与所有学科中显明为真理之观点也不冲突。

相信有天使存在，不管所信天使是正是邪，并不意味着相信它们在艺术和文学中的表现形式。魔鬼们被描绘成长着蝙蝠翼膜，而正义天使则被插上了鸟儿翅膀。这不是因为所有人都认为道德败坏会使鸟羽变成蝠翼，而是因为大多数人喜雀鸟而恶蝙蝠。之所以给它们安上翅膀，是为了表明超凡才智的自由与迅捷。之所以赋予它们人形，是因为人类是据我们所知唯一有理性的受造物。若要表现禀赋比我们更高的存在，无论它们是无形无影还是具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形体，必须要用象征的形式，否则根本无从表现。

这些形象不仅具有象征性，而且过去那些慎思明辨之士也都清楚其象征性。希腊人并不相信众神真会长得像他们那些雕刻家们刻出来的美丽人像。在他们的诗歌中，一个想要向凡人“现身”的神会暂时化身为人的样子。基督教神学几乎一直都是以同样的方式来说明一位天使的“显现”。生活在公元5世纪的说，只有无知的人才会痴想灵真的就是那些带翅膀的人。

在造型艺术中，这些象征符号一代不如一代。刻画的天使，脸庞和姿态都带着天堂的平安和庄严。接下来是拉斐尔那些胖嘟嘟的赤膊孩童形象；最后就是19世纪艺术中那种温柔、苗条、少女一般抚慰人心的天使。这些形体过于女性化，以致于只有让它们呆板起来（茶桌天堂画里那些神情呆滞的婢女），才能避免让人对其想入非非。这些象征真是糟透了。在圣经经文中，天使降临总是令人畏惧的，所以它不得不以“不要惧怕”作为开场白。而维多利亚时代的天使看上去就像是在说“嗳呀，好了。”

文学上的形象更为危险，因为不容易辨认出它们其实只是象征。但丁笔下的天使形象最为出色。在他的天使面前，我们感到敬畏。鲁斯金评论说，他的魔鬼们在狂暴、恶毒、猥亵方面，比所有弥尔顿所塑的形象都更加接近于魔鬼的真实面目，这评论真是恰如其分。弥尔顿的魔鬼们高贵而富有诗意，真是害人不浅，而他的天使形象则过度抄袭荷马与拉斐尔。不过，真正要命的形象是歌德笔下的靡菲斯特。彻头彻尾、无休无止、不苟言笑地以自我为中心是地狱的标志，而真正表现出这种品性的是浮士德，不是靡菲斯特。那位幽默、文明、通情达理且随机应变的靡菲斯特加强了邪恶给人以自由这一错觉。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有时愚人亦可避免智者的某种失误，因此我下定决心，至少我自己对象征手法的运用方面不犯歌德那种错误。因为幽默意味着有分寸感，且具备一种以外部眼光来看自己的能力，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这种特点加给那些由于骄傲而堕落罪中的灵。切斯特顿说过，撒旦是由于地心引力而坠落。我们得把地狱想象成一个国家，在那里，每个人永无止尽地关注自己的尊严，希望自己得到提升，而且每个人都妒火中烧、自高自大、怨恨满腔。这是首要的。其次，我想自己是根据性格和年龄来选择象征形象的。

我认为蝙蝠要比官僚可爱得多。我生活在一个管理者时代，在一个“行政管理”的世界中。如今，最大的罪恶不是在狄更斯所津津乐道的那种肮脏邋遢的“贼窟”里操作，甚至也不是在集中营和劳改营中发生。在这些地方，我们看到的是罪的最终结果。极为恶劣的罪行倒反是在那些干净、明亮、温暖、铺着地毯的办公室里，由衣冠楚楚的斯文人构思策划、安排部署（提请批准、得到赞同、审批通过、记录在案），他们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脸颊剃得光光滑滑，从来用不着拉大嗓门说话。因此，我也就很自然地用极权国家的权力机构或是那些运作龌龊事务的办公室来象征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