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扎特：根据他信札的一幅画像（第5/5页）

有时候，莫扎特的灵魂升华得更高，把他英雄般的两重性也撇在一边，而达到了至高而宁静的境地——让人类的澎湃激情感到陌生的境地。此时的莫扎特堪与最伟大的人媲美，连晚年的贝多芬也没有达到莫扎特受其信仰的美化而达到的这种高远而安谧的境界。

可惜这样的时刻并不多见；莫扎特似乎只有在渴望消除自己疑虑的时候才让自己的信仰作如上表述。像贝多芬这样的人必须时常重筑自己的信仰并不断谈及它。而莫扎特从一开始就是个信仰者；他的信念坚定而平静，远离不安与焦虑，所以他一般并不谈及它，而是津津乐道周围优雅而及时行乐的环境；他热爱这环境，也希望这环境爱他。然而，只要一有哪个戏剧题材为表达宗教情感开了路，或是当他对死亡的严肃关注、苦恼和预感毁掉他的生活乐趣并使他把思念转向上帝时，他就不再是平常的他了。就不是大家都熟悉和热爱的那个莫扎特了。这时的他便露出另一种面貌的端倪——若不是他英年早逝，他有可能成长为另一类型的艺术家，即适合于实现歌德的梦想的那种艺术家（把基督教感情同异教的美结合起来，成为一位有可能达到“同现代世界和解”的艺术家——这是歌德的梦想）。贝多芬努力想在其《第十交响曲》里实现的以及歌德试图要在其《浮士德》第二部里实现的正是这个梦想。

莫扎特尤其在他的三部作品里表现了神圣、崇高的情感：《安魂曲》、《唐璜》和《魔笛》。他的《安魂曲》里弥漫着至真至纯的基督教信仰。莫扎特在这部作品中把世俗欢乐从自己身边推开，并只往里面投入了他的心，带着敬畏与谦卑的忏悔同上帝讲话。充满悲哀的恐惧与结合着高尚信仰的轻柔悔悟贯穿全曲。其中某些乐句的悲怆和个性化暗示着莫扎特在为别人祈求永恒安眠的同时想到了自己。

他的宗教感情在另两部作品中也得到了宣泄。这种宣泄通过艺术家的直觉打破了只表述个人信仰的局限，而向我们展示了一切信仰的本质。这两部作品相映成趣、互为补充。《唐璜》使我们感到了宿命（命中注定）的沉重负担；唐璜作为他自己邪恶的奴隶和爱慕虚荣浮华的人；不得不背上了这个负担。《魔笛》则歌颂了善良、道德者的欢乐与自由自在。两部作品都以其纯朴的力量和宁静的美而具有了古典特征。《唐璜》的宿命和《魔笛》的安谧大概是现代艺术向古希腊艺术最大程度的靠拢，这点连格鲁克的悲剧也难以企及。《魔笛》中某些和声完美的纯洁性达到了连那些寻找耶稣最后圣餐用过的杯盘的骑士的神秘热情都难以达到的高度。在这样的作品中，一切都是那么清澈而光明。

莫扎特在这光明的笼罩下于1791年12月5日与世长辞。《魔笛》也在同一年的9月30日首次公演。《安魂曲》则是莫扎特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期间写就的。这样，在他的几乎还来不及展开他生存的秘密时，就被死神夺去了生命，享年三十五岁。我们不必诅咒死亡，莫扎特把死神称为“他最好的朋友”；而他正是在死神的逼进和启发下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原来还囚禁着一股超强能力有待发挥出来呢。于是他把这股力全部投入到他最后也是最崇高的创作中去。而贝多芬在三十五岁时还没有写出《“热情”奏鸣曲》和《C小调“命运”交响曲》呢，更谈不上哪怕是构思《第九“合唱”交响曲》和《D大调庄严弥撒》了。

死亡固然截断了莫扎特的生命源流，但是他被免除了的余生对别人来说却因此意味着一段平静的源流。自从法国大革命（1789年）以来，激情的骚动已经进入了一切艺术领域，并把不安带进了音乐。在这种情况下，能在莫扎特音乐的宁静中找到庇难所是值得欣慰的事。这就如同你在高高的奥林帕斯山巅寻到了庇护所。从这平静的高峰，我们可以俯瞰脚下的平原，观看来自异国他乡的英雄和诸神鏖战，倾听大千世界在他们周围发出的喧嚣，就像大洋的波涛拍击遥远的海岸传来的细语。

注　释

〔1〕　Perugino, 1446—152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斐尔之师。——译注

〔2〕　Beaumarchais, 1732—1799，法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后被罗西尼和莫扎特用来创作了各自的同名歌剧。——译注